向左走，向右走

昨天才从著名的纽瓦克机场回家，经过了14个小时的飞行，累得跟孙子似的。这机场不为别的著名，入关的速度之慢可称为全美第一。排了半天的队，见到不少人被边境警察拎了出去，叫到里面的房间去问话，而且一个个都是有去无回啊! 想想我们的样子也真够操蛋的，一个个都红肿着熊猫眼，满脸都是哈喇子的印子，怀揣着各国的通关文碟，在美国民主主义共和国火眼精精的警察面前，散发着恐怖主义分子的气息。奇怪的是文化水平普遍不是太高的警察们居然能够听懂各国人民的英语或者母语，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警察也不赖。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境的时候，我就目睹一个老外和一个北京口音的小警察一唱一和，用英语和汉语对话，似乎两个人都没有觉得别扭。顺便说一句，经过反复而慎重的思考，我还是建议首都国际机场改名为毛泽东国际机场，这名字多响亮，“Chairman Mao International Airport”，让每个到达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受到一点真正的异国情调。美国的机场经常用人名命名，到纽约您进入的是肯尼迪国际机场，路过华盛顿走的是里根国际机场，到橙子县（Orange County）您降落的是约翰.韦恩国际机场。所以我们不妨也搞一点带有中国特色的机场。 -----------------

这次回国是为了解决就业的问题。与那些沾沾自喜地谈论着“天上掉下了的馅饼”的同学不同，我是自己一步步从种麦子开始联系的。回国之前先套了半天的瓷儿，到了北京又先后在几所大学进行学术报告，还抽空到厦门大学转了一圈儿。总体上的感觉是累，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儿还不错，可以找过来用用。开始觉得回去也就是探探路子，但是人家就给offer 了，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所以还是接了。感觉上是高兴当中有带着一点不爽，基本上用国内的流行语来讲就是“炒房子炒成了房奴，泡妞儿泡成了老公”。忽然一下子自己的未来好像变成了现实，砸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凭良心说，联系的学校不错，那里的老师们我认识也有7、8年了，熟门熟路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难为的事。在一个我梦想了十几年的大学里教书，就要成为老朱和无数我崇拜的老师们的同事，真是梦想成真。但是有隐隐觉得有点难过，好像自己没有能力实现所谓的“美国梦”，只能回国插队落户了。国内教师的待遇仍然很低，真不知道到时候的工资够不够活的。 --------------

回来以前和王老师聊了一个下午，她恳切地谈了自己几年来的心路历程，提醒我在中国大学环境里存活的若干要领。对于她，觉得有点对不起，因为最后还是没去教育财政研究所。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王老师不无惋惜的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要有点儿闯劲儿，才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我似乎选了好逸恶劳的道路，选了一个稳当的职业。但是我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的一点就是，即使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也要努力成为一个能够给组织带来资源的人，而不是简单地分享资源的人。因为前者才能不依赖于环境，成为领袖。 ----------------------

回不回国在几个月之前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现在一下变成了我现实的一部分，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每个留学生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理论上我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似乎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现在已经不是张溪若和萧公权回国的时代了，成吨的海归变成了海待，自己究竟有什么信心能够比别人干得更好，这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

退一步想，这中间其实涉及了两个身份转换的问题。第一是从学生到工作的转换，第二是从美国到中国的转换。上大学以来已经12年了，现在变得不太适应大学以外的社会了。到大学里去工作，毕竟不再是学生了，产生一些恐惧也是在所难免的吧。至于离开美国，原来我觉得很容易。但是现在一点点发现，在美国呆的几年人都变傻了，只知道遵循原则，把人际关系的部分淡忘了。后者似乎是在中国生存的关键。To be or not to be, is always a question. 既然已经决定了，其实在担心也没有用。该走路的时候走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我现在除了完成论文也没有什么其它该考虑的事情了。 ------------------

又退一步思考，其实“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并不是那么极端对立的。离开美国，当然是离开了所谓的学术中心，回到了学术的边缘。但是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也是相对的概念，是流变的概念。如果中国的学人加以努力，不是不可能对于学术的发展做出贡献的。 ---------------------

再退一步思考，突然发现回国的决定使得许多问题都突然变得对我具有意义了。以前在《读书》或者其他地方看到探讨东西方学术借鉴的问题，都觉得与我无关。可是现在它们变成了具体的和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所谓的“体用之争”，甚至对于所学的许多概念和理论的理解，也因了国内/国外的区别而变得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了。这是否能够为所学提供一次重新理解和领悟的机会？这是否能够让我找到自己研究问题的进路？我觉得我的决定打开了可能性的大门，同时也隐含着很多的隐患。我希望这是一次危机（crisis），而不是灭顶之灾（crush）。因为危机预示着新的机会。 ------------------------

两个星期以来最深的感触来自于最近读的一本书，苏力的《法律与文学》。苏力自从93年回国，一直从事法律的教学和法理学的研究工作，并且组织翻译了波斯纳文丛，参与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几次论战。此前对他的作品有耳闻，但是没有认真地读过。那天去万圣，强迫朋友送我一本书，选了这本《法律与文学》。幸运的是，这真是一本好书。苏力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对于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和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行文的逻辑严谨，分析的鞭辟入里，对于法律和元代戏剧都显示出了深刻的理解，能够用相对简单的语言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他着重分析了law as literature，law in literature, law of literature等概念，剥离了对于元曲和若干传统戏剧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对文本进行了法理学的整理。例如，他以《赵氏孤儿大报仇》（参见司马迁《史记》）为例，对于复仇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合法性进行了解释，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公共权力作为制度化的复仇工具的合理性。此外，他对于《梁祝》和中国传统婚姻形态的分析，对于《窦娥冤》与司法和行政权分立的分析也十分引人入胜。 ---------------------

抛开内容不提，我觉得这本书和作者写作此书对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发。首先，一个学者无论他身处何处，只要对于学术前沿的领域保持着敏感，并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能够从他自己的学术传统中，挖掘出有意义的题目，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就苏力而言，我觉得他的翻译和写作是分不开的。他对于法律和文学问题的关注诚然来自他思考发展的逻辑，但是也深深地受到了波斯纳的影响。他对于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多借重波斯纳的分析框架。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翻译和借鉴的波斯纳的作品，多发表于90年代中后期和2000前后，是美国当下热门的作品，此时苏力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若干年。可见他对于学理的追问从未停止，甚至在不断深化。他不仅仅满足于翻译西方理论前沿富有争议性的作品，而是批判地加以吸收，然后再从自己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在中国文学和法律的语境中对此问题加以分析和评价。这不仅得益于他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功底，更加得益于他从不停滞的思考和工作。也许此书并不是，而且很可能不是他的代表作品，甚至不一定是他重要的作品，但是我从中看到了苏力对于学问的认真，以及文科海归发展的进路。 -----------------------

第二，我觉得苏力的努力显示了海归的优势和困境。海归的优势在于他们在海外所接受的教育，但是作为任何一种教育系统，都具有其固定和潜在的价值观体系。在美国多数院校中，这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每个学科内部，又有许多的不同。许多海归缺乏反省的精神或者能力，沦为西方理论的贩子。我觉得回到国内，并不是选择了一个学术水平低的环境，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加容易反思西方理论的环境。如果只是一味的依赖于自己所受的学术训练，一古脑儿的卖出去，这样的发展是不能持久的。海归中所出现的学术大家，是那些肯动脑筋，回到中国以后也不肯懈怠的人。这些从20、30年代的学者到今天的海归身上，都可以看到。 ----------------------

第三，海归的潜力不仅在于理论，更在于行动，即所谓“行动的美德”。苏力的努力不仅仅限于自己著书立说，他持之以恒的工作就是改变中国的法律本科生教育。从本科生教学内容到授课方法，他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从北大做起，使法律本科生成为具有一定独立学术能力的研究者。就我所认识的北大老师来说，另外两位老师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不论结果如何，他们的努力使我认识到行动的可能性。第一位当然是朱青生老师。朱老师的段子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可是两件他关心学生的事，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次选朱老师的课，是他开设的“文人画研习”。当时为了能够有机会选这门课，每个学生都要到他办公室面谈，题目就是“我的观点与您不同”。我第一次认识到学生有机会去怀疑老师的论点，此外还要有说服他人的能力和方法。这种对于权威的怀疑在中国的教育系统里是从来不提倡，甚至加以限制和惩罚的，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但是朱老师的行动挑战了传统，同时给学生机会来反思自己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另外一件就是朱老师办元培计划的事。虽然明知道是不可为而为之，朱老师至少努力地尝试着改变北大本科生的教育，希望将通识教育和导师制引入北大。对于元培计划我知道得不多，不能随意批评，但是我相信他的努力就是“行动的美德”的说明。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朱老师继承的是来自于胡适、陶行之、晏阳初这一脉海归的传统。第二位就是教育财政研究所的王蓉老师，她回到北大6年就闯出了北大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虽然说是时势造英雄，但是未必人人都有作英雄的勇气，能承担作英雄的风险。同样地，王老师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她对于后辈海归的关怀。她几次和我谈话，中心都是她对教育财政所的设想，尤其是如何扶植青年学者在学术上的成长。别的不说，就是北大这几位老师，就让我觉得回北大做个海归不亏。 ------------

人生的路上到底能有几次选择向左走向右走的机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能有这样的选择机会既是幸运，也是诅咒。听到录取消息的那一天，正在国家天文台和朋友叙旧，结果叙旧变成了北京生活咨询和指南。这也算是一种预兆吧！最近几天在读科略特的《炼金术士》，是被朋友逼着读起来的，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他先问我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一听说我的无知，立刻跑到隔壁书店买了一本来，签名赠我，题字是“赶快嫁人”。这本书讲的是人的天命，以及人具有完成自己天命的能力。说起来真是有趣，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一直在探讨悲剧的问题，所谓希腊意义上的悲剧就是人的努力无法改变命运。而科略特借老圣王之口，开张名义地宣称，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寻宝的经历，实际上和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一样，是一本探讨哲学和人生意义的书。与纯粹的理论著作相反，它不依赖于论证和说理，而是用故事的方式，让人们从自身的体验当中去领略人生的真谛。书中的男孩子一开始曾经犹豫要不要放弃安逸的生活和可预见的未来而去寻宝；在寻宝的路上他曾经三次失去自己的财富，但是他最终选择听从自己的心灵去完成自己的天命，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近了宇宙的灵魂。我对于宇宙灵魂并不关心，但是如何选择自己的命运是我当下最关心的命题。所谓的天命并不是个新鲜的概念，记得在看“The Holy Girl”的时候就曾经为vocation 这个词所困惑，阿米说那是天主教中人的天命。我现在的选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我的天命？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它至少是我完成自己天命旅途中的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