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朋友的博客

durhorse <青春> 上学期兼职教了一门社会学课，教大一的新生，课堂上多数学生都是懒洋洋的，现在的孩子似乎不爱上 课，这种比较理性的课程更加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我得经常准备一些有意思的段子，或者聊聊电影， 让他们高兴点。但是，就像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不能确切知道教给了我们什么一样，我也不能知道我在他们心里留下了 什么。 最后一次课上，我谈了谈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祝愿他们能够拥有我曾经给过自己的自由。然后我说： “这门课我们是以十分理性的方式开始的，现在我们以十分感性的方式结束吧，我给你们读几首我喜欢 的诗。”他们哗然，鼓掌。我读了海子的《九月》《日记》《黑夜的献诗》，《黑夜的献诗》中有一句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又有一句：“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结束后，一些女生拿着教材上来让我签名，一位来自新疆的女生还要求我留言，我想了想写下：青春一 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 ================================= 在路上 《伤城不伤》 这一季的电影已经告一段落。看了三部，最喜欢的是《我爱巴黎》，跟风的是新版007，留下余味最多的是《伤城》。至于铺天盖地的黄金甲，已经被我们意见一致的剔除掉。波的理由是，不能给张艺谋贡献票房，让他继续做劳民伤财的事。 《伤城》之于人心，在于它讲述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故事。于我，很难理解的是，这座城市，看起来紧张积极，却也相当安全有序。我不知道为什么连《伤城》这样散文诗风格的影片，也一定要用暴力、复仇、血腥来包装。是因为本色香港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导演不能免俗的要用暴力吸引眼球，亦或他们认为，现代生活中人性的压抑只能用最戏剧化的仇杀来展现？ 来港20余天了。这些日子基本生活在人潮汹涌的港岛。我们住的西环，传统上是普通市民的居住地。据说比不上跑马地那样的传统贵族社区，但这里的生活生机勃勃，让我很满意。刚来的几天，只会去超市买东西。后来知道超市对面那座有电梯的建筑竟然就是菜市场。第一次去买菜的时候，十分新奇，令人吃惊的是，卖菜的小贩没有一家斤斤计较，我着实被感动了一把。买虾的时候，小贩最后特意有抓了一把虾塞给我，足足有5、6只大虾，我看忙忙碌碌的他对谁都这样慷慨。买青菜的时候，另一位大妈也同样顺手塞给我一把小葱，我心想，这东西，在我们AA的中国店也得卖到港币2、3块呢。这样的小事让我对菜市场充满了好感。 类似的小事还有很多。昨天去湾仔办事，路过一家眼镜店，进去换了对鼻托，老人家竟然不收我的钱。我后来感慨了半天，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去超市里把掉线的凉鞋钉了几针，就收了5美金，还得隔天取。回家的感觉真的不错。我总以为做这些小本生意的人，应该是最有理由斤斤计较的，可我生活的地方，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和和气气，热情而慷慨。虽然不时能听到身边的律师朋友抱怨工作中的香港人，但我的市井生活中，港人很可爱。 我想我有点喜欢香港了吧。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楼下遍布了各种小店。因为传统文化在香港没有过大的断裂，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跌打医馆，看到很多凉茶摊。所谓凉茶，差不多就是中药。从三亚回来后，我们都有点感冒，去楼下喝“感冒茶”。看老板用大茶壶给我们倒一碗黑黑的药汤，一碗下肚，鼻子似乎立马就通了。香港人的敬业也令人佩服。或许在这个小小的港岛上谋求生存着实不易，感觉每个人都在很努力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不叫“工作”叫“做工”。“你做什么工？”乍听起来，总感觉一个中环白领和菜场小贩并没有区别。 上个周末出海去了大屿山。波的所里有一条游艇，作为福利，每个律师每月可以免费用一次。正巧有个华大的同学过来，大家便约了出海。最近这些日子，要么和北大的同学，要么和华大的同学，总之就是和这么两帮人玩在一起。这群人中，只有我和小丁mm是个异数。每次看到这帮我们戏称为“港岛精英”的律师们，看到他们拼命的工作，疯狂的玩，我就觉得香港很有意思。它不像北京那么大，所以一切的快乐和苦闷都被罐装起来，人和人之间也显得很亲密。也因为它小而紧凑，所以休戚相关的感受很强烈，不像在北京，过一条马路，也如同翻山越岭那么遥远。 -------------------------------------------------------------------------------------- 《选择》 昨天在港大图书馆看书。中午去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还是做学生好，因为做学生，就表明你的面前还有无限可能性。有可能，就表示有选择，有选择就表示你的生活还不至于太糟。 最早告诉我把可能性与选择联系起来的是Monica。04年我们在巴黎同住的那个夏天，她给我讲了很多很多事儿。印象很深的是她在耶鲁的一帮大学同学。耶鲁的孩子大概跟北大的差不多，心气很高又自命不凡。加上Monica和Bart都是十足的文学青年，他们的朋友自然也都大同小异。这帮孩子名校毕业后，都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白领生涯，Bart进了纽约最大的投资银行，Monica进了纽约郊区一所贵族学校做老师。一年之后，Bart辞职，开始在家写作；Monica去了南非和法国游历，做过女招待也做过保姆。她那几个密友，有在纽约做自由撰稿人，有做艺术设计，也有在画家圈子里混着的。Monica一直很羡慕她们。后来Monica决定放弃动荡的生活来密西根读博，却遭到了好朋友的一致反对。我问为什么，Monica说，朋友们鄙视她选择了一条“安逸”的路。在他们看来，读博、做教授，拿tenure，人生最没劲的就是这样的按部就班。“读了博士就没有选择了。”这个理由听起来真荒谬，可是Monica讲得很认真。 几年过去了，Monica的Prelim拿了High Pass，绝对是系里的优等生，可是她好像一点也不快乐。她那帮在纽约反抗着平淡生活，拥抱着“无限可能性”的朋友中，却有一个自杀了。他是从布鲁克林桥上跳下去的。得知噩耗以后，Monica请假了两周，去了纽约。敏感又脆弱的Monica，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直到半年之后我从法国回来，她见到我的时候，讲得最多的还是她那位自杀的朋友。 后来我想，也许是因为他的选择太多了，甚至包括了死亡。 我们这些在象牙塔里面长大的人，最珍视的往往是价值本身的意义，比如民主，比如自由。Monica的那些朋友，应该比我们更加理想主义。他们拒绝一切束缚个人的机制，他们热情的拥抱在面前展开的各种“可能性”，他们珍视选择的权力，珍视自由。这一切国人所缺失的，让人尊敬。我只是想，但愿他们珍视的，不只是这些价值的形式。否则，无论民主，无论自由，都会如同那具从布鲁克林桥上飘落的躯体，你用生命去反抗，可是你明白，你反抗的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