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圣者的路

午饭后我们走向市中心广场，这里是游人最集中的地带。殖民地式的老房子都集中在这里，高大的柱廊下是无数露天的咖啡座和小地摊。因为是周末的缘故，广场中心的喷水池四周挤满了卖气球的小贩，孩子们开心极了。当地的一个舞蹈团在大教堂前教孩子们跳传统的印第安人狂欢节舞蹈，吸引了大量游人驻足观看。说是跳舞，不如说是孩子们的游戏，女孩子打扮成漂亮的印第安小姑娘，男孩子们带着面具，穿着黑袍，好像是在扮演西班牙的殖民者。看他们一本正经的样子，大人们已经笑翻了天。普埃博拉的大教堂是仿照墨西哥城的国家大教堂建的，规模略小。这两个教堂都是以西班牙塞维拉的大教堂为蓝本修建的。这个教堂始建于1575年，由著名建筑师Francisco Becerra执导完成。工程1626年停止，直到1640年才在普埃博拉大主教Juan de Palafox的命令下继续完成。1649年4月18日完工，这个教堂敬献给圣母玛丽亚。其实整个教堂的工程直到18世纪才全部完成，包括内部的装潢。正里面的两个钟塔只有左面的一个有钟，传说是因为教堂钟塔地下有地下河，如果放上大钟，就会把整个钟塔压垮。包围整个教堂广场的铁栅栏上都是铜质的小天使，暗合着普埃博拉天使之城的美名。

从大教堂出来，我和艾瑞克被几个墨西哥妇女拦住，她们塞给我一张小子条，上面写着“Oracion de la Magnifica”。艾瑞克说别拿它们，但是太晚了，我只好乖乖地献上两个比索。我们在街边的拐角处等拉菲尔去希尔斯百货公司购物，来来往往的人流真是好看。因为是周末，所以大多数爸妈都把孩子打扮地漂漂亮亮的出来逛街。孩子们舔着冰棍儿，牵着爸妈的手，一个个看起来都像是小天使。普埃博拉另外一个著名的特色就是甜食，各种各样的甜食摊子充塞着大街小巷，所以孩子们的牙齿似乎不太好。我们跟着五颜六色的气球和风车往前走，到处都是甜蜜的节日气息。和墨西哥城的繁华相比，这里有一种家乡的亲切感觉。街角的两个艺人居然在用大提琴演奏苏联时期的流行歌曲，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艾瑞克把我们带到了Templo De Santo Domingo，这是一处Dominican Church。它最出众的地方是Capilla del Rosario，教堂的这个部分建于1650年至1690年之间，代表了巴洛克艺术的高峰。到处是镏金的石灰雕塑和浮雕，那些天使们看上去栩栩如生，仿佛就要破壁而出，飞向天堂。和Tonantzintla 小镇上的教堂一样，这里也带有明显的印第安艺术特色，人物仿照当地人模样打造而成，那些装饰性的植物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冷冰冰的中世纪天主教艺术截然不同。金色、金色、到处都是金色，阳光从教堂穹顶的窗户照射进来，将信众带入一个金色的天堂。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佳作不是美术馆里的藏品，它们仍然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孩子们在这里接触宗教教育，大人们在这里祈祷，教堂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纽约的教堂虽然美，总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墨西哥的教堂则不同，从早到晚，它们和人们一日的活动密切相关。老年人一大早就起来到教堂来祈祷，直到深夜，教堂里温暖的烛光仍然昭示着主的温柔。我从没见过这么虔诚的民族，他们的生活仿佛就是宗教，而他们的宗教好像就是他们的生活。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一切都在宗教中得到洗涤和升华。我虽然没有信仰，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接受一个信仰，我希望它能够给我类似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舒适和安逸，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感受和感谢神的存在和温暖。

从Templo De Santo Domingo出来，我们去找艺术家之角。正好路过甜食一条街。这里到处都是出售瓷器和甜食的商店，我简直迈不动步子了。除了用椰丝、巧克力、牛奶制作的各种甜点，这里的商店还用红薯、核桃和各种坚果制作甜食，凡是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我花了二十几个比索，买了一大堆巧克力和甜点。店主是个十几岁的漂亮小伙子，他的店里还出售各种腌制的水果。店面虽小，但是布置得非常整洁和漂亮，我托艾瑞克夸他几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拉菲尔也买了不少甜食，艾瑞克干脆就大吃起来。他说我挑的几种都是他爱吃的东西，他也让我尝了尝他挑选的巧克力。店主找不开零钱，要到隔壁商店去换钱，我自告奋勇替他看了会儿店。艾瑞克说不如你和他交换公寓算了，你在这里当老板娘，让他去看看美国。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经营一家小店，买些甜食，卖不出去的就自己吃掉，听起来像是不错的人生呢！

艺术家之角其实是一条小街，位于城市的一隅。这里有两排平房，都是艺术家的工作室。他们在里面工作，游客可以从窗外看到他们的作品，如果喜欢，也可以直接购买。街角有个年轻人组织的摇滚乐队正在演出，十几岁的孩子们跟着蹦蹦跳跳。另一头老派的爵士乐队在一家高级餐厅门口演奏，缓慢的节奏带着点莫名其妙的忧伤。一个老画家在窗边临摹一幅照片，清爽的油菜味道从画布上散发出来。天使之城的夜晚即将到来，生活的节奏逐渐慢下来，白天的暑热退去，夜晚的清凉带着潮湿的水汽从天边升起来。街上的游人散去，夕阳的余晖将行人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厚实而又舒适的感觉在我的四肢百骸中游走，白天所见到的景色此时在心中沉淀下来。“偷得浮生半日闲”，在天使之城的半日大概抵得上世上的千年吧！

我们坐在Templo De Son Francisco 的广场上看落日，远处就是发生“五月五日之战”的著名战场。广场中心是San Sebastian de Aparicio的雕像，它的旁边有一个中年的圣方济会教士正在和年轻的夫妇交谈。他还穿着16世纪样式的僧袍，发型也是当时的样式。San Sebastian de Aparicio自己就躺在他建立的这个教堂里，他是尸体自然变成了木乃伊，在这个教堂里接受人们的参拜。他一生的足迹踏遍了从墨西哥北部到沙漠地区的所有城镇，他使无数印第安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建立了大批的教堂。但是他死后并没有被梵蒂冈追认为圣徒，据说是由于他在成为教士前曾经结过三次婚。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托词，圣方济会的势力在那时远远超过了梵蒂冈对墨西哥的影响，它们不需要靠梵蒂冈的承认来取得在墨西哥的合法性。宗教归根结底还是要和政治发生关系，欧洲对墨西哥的武力政府和精神征服从来不是独立的。这一片古老的大陆尽管表面上被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势力所征服了，但是它深厚的底蕴仍然存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如此的迷人，因为它从来不曾原宥于一种文化之中，而是不同文化冲击和融合的产物。就像是眼前的这座城市，没有一个词能够概括它的美，因为它不只具有一种美。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它，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美。

我喜欢这个国家，它的复杂、多样、甚至它的矛盾和冲突。和中国一样，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古老的文明在外来冲突的挑战之下变得躁动不安，产生出新的、活泼的文化。这里的人们生活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历史体现在他们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和思维当中。而他们又不仅仅局限于那个历史，他们把那个历史变成新鲜的思想资源和创造源泉。比较Teotihuacan 的壁画和Diego Rivera 的壁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一点。原来一直以为Diego Rivera的作品是神来之笔，其实他不过是延续了墨西哥几千年来壁画的传统（Mural）并且加以创新。普埃博拉同样也是如此，它表面上挑战了Chalula 的印第安文化，实际上它不过是以天主教的形式满足了人们的宗教热情，创造出新的意义。

从墨西哥城到普埃博拉是一段回溯历史长河的旅程。我从这个文明的当下出发，返回这个文明的起点。这个起点不是一个清晰定义的原点，而是一堆重叠的影像，是层层积淀下来的文明。前殖民地时期的印第安文化、殖民地时期的天主教文化和现在的墨西哥文化在去普埃博拉的路上交汇、冲突、融合，渐渐地变得不分彼此。也许这就是这段旅行带给我最重要的启示。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干净的、大写的历史，历史即是人类生存的过程，它模糊、浑沌、局部甚至相互矛盾。

当我试图把历史所代表的时间概念和地域所代表的空间观念结合起来，我发现墨西哥的过去为理解当下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文明的冲突也是理解和消融界限的过程，正是由于文明之间彼此的差异，才存在理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西班牙人最早兴建普埃博拉是为了对抗印第安文化中心Cholula[1]。随着时间的推移，普埃博拉逐渐发展成为天主教文化中心。正是在这里，年轻的墨西哥共和国战胜了法国军队的1862年的入侵，捍卫了自己的独立[2]。这个城市的意义也由此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和演进。

去普埃博拉(Puebla)的路好像是为朝圣者准备的旅程，它为旅人准备了迷人而模糊的风景、漫长而疲惫的行走、明亮灼人的阳光，以及遥不可及的期许。走完去普埃博拉的路，我收获的不是完成使命后的欣喜，而是对自己的重新审视—就像是科略在《朝圣者》里所描写的前往圣地亚哥的朝圣之旅。它不仅仅是对体能的挑战，而是对心灵的挑战和征服。在旅程中道路指引着我们，而不是我们那些看似宏大实则卑微的理想。

回到墨西哥城的那个夜晚，正好是“night of Spring”( noche de la primera)。整个城市沉浸在狂欢之中，市中心进入zocalo的许多道路都关闭了，变成了步行街。人们在街上游行、狂欢，欣赏露天音乐会和歌舞表演，到处都是出售小吃的小贩。我从Palacio de la Belles Artes前面下了车，穿过熙来攘往的人群回青年旅社。Zocalo 的广场上正在举行流行音乐会，情侣们拥抱、接吻，父母们和孩子们跟着音乐摇晃，出售香烟和饮料的小贩穿梭在人群中，他们手中的荧光棒闪闪发光。年轻人排成长龙，跟着音乐在广场上慢跑，舞台上的爵士乐手们卖力地演奏着拿手的曲目，时不时向人群抛掷几条彩带。一切都这么美好，这么真实，像是仲夏夜的梦。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墨西哥人不介意当众表露情感，甚至许多同性的情侣也在人群中拥抱接吻，享受温柔的夜色。

我一抬头，看到拉美大厦那边的天空中升起了灿烂的烟花。一道、二道、更多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美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一夜我完成了天使之城之行，重又回到这拥挤温馨的人间。当时心里反反复复的只有这几句: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1] Cholula is a city in the Mexican state of Puebla. The official, though little used, full name of the city is Cholula de Rivadavia. Cholula, or in Nahuatl Cholōllān, was an important city of pre-Columbian Mesoamerica, dating back to at least the 2nd century BC, with settlement as a village going back at least some thousand years earlier. Cholula was a major center contemporary with Teotihuacan and seems to have avoided, at least partially, that city's fate of violent destruction at the end of the Mesoamerican Classic period. Cholula thus remained a regional center of importance, enough so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fall of the Aztec empire, Aztec princes were still formally anointed by a Cholulan priest in a manner reminiscent, and perhaps even analogous, to the way some Mayan princes appear to have come to Teotihuacan in search of some sort of formalization of their rulership. At the time of the arrival of Hernán Cortés Cholula was second only to the Aztec capital Tenochtitlan (modern Mexico City) as the largest city in central Mexico, possibly with a population of up to 100,000 people. In addition to the great temple of Quetzalcoatl and various palaces, the city had 365 temples.[citation needed] During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however, Cholula was overtaken in importance by the nearby city of Puebla. [2] Cinco de Mayo ("The Fifth of May" in Spanish) is a national holiday in Mexico which is also widely celeb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commemorates the victory of Mexican forces led by General Ignacio Zaragoza over the French occupational forces in the Battle of Puebla on May 5, 1862.

（三）色彩的天堂

离开齐露拉，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普埃博拉。因为教堂12点到4点钟关门，埃瑞克建议我们四处转转，消磨时间。因为有向导，我连导游书都懒得拿，只顾拿着相机对四处的建筑物猛拍。埃瑞克笑我只顾着拍，忘了看。他说他旅行的时候从不带相机，我其实也明白他的道理。我照得再好，也不如明信片上的好看。照相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成为日后炫耀的谈资。可人总是忍不住要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连凯撒都不能免俗，他不是说过“Veni, vidi, vici”[1]。

这个城市的色彩太鲜艳明快，街道两旁的殖民地时期建筑太美太多，交叉路口的小广场上的杨树都显得那么有气质，我怎么能忍得住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我想起卡尔维诺写的《隐形的城市》，他借马可波罗之口描述了无数东方瑰丽的城市—他想象中的异乡。对我而言，墨西哥的城市和乡村就是我想象中的异乡。颜色明亮的墙壁，考究的铸铁阳台，窗台上绚烂的鲜花，街边随处可见的出售传统手工艺品的摊贩，以及午后几个小时的美梦，如果说这些对我来说不是梦，那什么是梦? 我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来了解墨西哥人民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在闪光，懂吗小子？我敢保证他第一次去秘鲁见到machu picchu，一定也是乐得合不上嘴，哈拉子直流。

拍了20分钟，我终于审美疲劳了，于是建议找个带有庭院的餐厅歇会儿。正巧我们走到了China poblana的家门口，这里已经被改建成一家高级餐厅。虽然那里消费的价格不菲，但是红色庭院中的阴凉、典雅的环境、和舒适的沙发，对我们这些几乎快被晒晕了旅人的诱惑力太大了。我们决定在那里喝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再说。庭院的廊柱之间是舒适的藤编沙发，走廊尽头是一个小喷泉，庭院中间有许多盆栽植物，客人们就在绿色的庭院中用餐。 二楼是旅馆，每个房间门口都开满了鲜花，因为是午后休息的时间，整个庭院里静悄悄的。庭院中间就是那位中国公主的雕像，她看上去完全是西方人的长相，也许这里的匠人们没见过真正的中国人吧。我问艾瑞克，不知道中国客人到这里来消费是不是能打折，他一笑置之。

的确，中国人在这里并不多见。虽然在墨西哥城有唐人街，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并不多。我常常被误认为是韩国人。在这里能碰到一位几百年前的同乡，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公主身上穿的就是China poblana，这是一种混合了东方和印第安式样的服装，据说是由这位来自中国的公主发明的。传说中她来自蒙古，不幸被卖成了奴隶。随后她跟随菲律宾的商船从墨西哥登陆，普埃博拉的一个有钱人发现了这位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公主，遂娶她为妻。公主结合当地的风格和东方主题为自己缝制了结婚礼服，这种风格随后也成为当地的时尚,一直流传至今。我觉得所谓的东方风格其实是对东方风格的误解，公主的裙子看上去好像是把中国出口磁的拓片贴在了裙子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墨西哥是一个喜爱神话的国家。且不说公主如何克服语言困难和她的夫君交流，就说她贵为公主仍然要自己缝制礼服，与本土人民一起劳动，也够难为她的了。

普埃博拉最有名的产品就是瓷器，从阿兹特克人的时代开始，这里的瓷器就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各地。普埃博拉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瓷器店，出售China poblana和经营其他手工艺品的小店，我们随便走进一个市场，埃瑞克累了，自己在市场中间的长椅上歇着，拉斐尔和我去逛商店。我们进了一家瓷器店，我觉得好像是掉进了色彩的海洋。和中国细腻的出口磁不同，当地的瓷器不太注重器形的优美，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色彩的选择和使用上。无论是一般的生活用品，还是纯粹的装饰品，甚至与宗教活动有关的用品，都点缀着绚烂的色彩。最为普通的是蓝白（blue-white）磁碟，稍微讲究一些的是五彩的花瓶和碟子，花纹的蓝本是墨西哥本地的花卉和植物。无论器具大小，多数都用深蓝色勾边，底部印有本地生产的标示。墨西哥人似乎天性开朗，漫长的旱季使他们对植物在阳光下所表现的美感非常敏感，制作瓷器的匠人们把他们的想象和手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世界。

福瑞达.克罗和迭亚戈.瑞佛拉夫妇（Frida Kohl and Diego Rivera）收集了许多墨西哥民间工艺品，他们本人所创作的许多作品也带有对色彩的强烈爱好。福瑞达极其偏爱China poblana， 她自己常常穿着民间服饰，而且她最著名的自画像作品中也常常出现这些服饰。普埃博拉和墨西哥许多地区的印第安文化成为墨西哥近现代艺术家的创作源泉，这个生机勃勃的传统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灵感；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又被新一代的艺人所接纳，融入他们自己生产的工艺品当中。有的时候走在墨西哥街头，你很难分辨出那些是现代艺术的作品，那些是传统手工艺品，因为二者都具有简洁的抽象元素和明快的色彩，以及强烈的宗教意味。许多传统图案具有特定的能指和所指，和中国瓷器图案中的特定符号类似。

墨西哥的民间艺术品在符号的使用上似乎更加随意、任性，他们一边创造着模式，一边又在解构着现存的模式。墨西哥的艺术好像处于人类的孩童时代，它跳出了古典时代和现代的束缚，直接和后现代的多元时代衔接起来。 我一看见这些美丽的盘子就激动的不行，很快就挑花了眼，不知道该选什么才好，最后好不容易买了一个蓝白的盘子，上面写着“这是我祖母的房子”。我还挑选了两个带花纹的十字架。此外，我又买了几个带有简单纹样的钱包和一条美丽的白色披肩。本来没想买披肩，但是经不起摊主的劝告试了一下，一披上就再也拿不下来了。埃瑞克看见我拎着大包小包的样子哈哈大笑，随便，我就是庸俗的旅游者我怕谁？！

我们吃午餐的地方是一家美丽的当地餐馆，由于阳光充足，这里的餐馆多数将临街的一面完全打开，顾客可以看到室内漂亮的壁画和瓷器收藏。这些漂亮的餐馆简直就和福瑞达的厨房没什么两样。我们选的这一家餐馆有一面墙上装饰了六、七幅表现Popocatépetl 和Iztaccíhuatl爱情故事的壁画，虽然是同一主题，但是表现形式各有不同，非常有趣。身穿当地服装的招待大妈们很快就把丰盛的午餐端上来了。我点了Poblano de Nagrade，这是当地一道名菜。据说是本地的三个姑娘发明的。她们的恋人到墨西哥城去当兵，她们为了欢迎恋人返乡，就设计了一道菜来表现墨西哥国旗。厨师把绿色的辣椒中填满鸡肉或者牛肉以及各种佐料，然后把辣椒裹上面炸透，盘子里撒上白色的调味汁，然后把新鲜的石榴籽散在辣椒上，味道好极了。埃瑞克点了Mole，这是本地另一特色。Taco 裹上各种馅儿，然后整个淋上巧克力汁。这个巧克力汁非常讲究，是用巧克力和辣椒调制而成，因此又甜又辣。拉斐尔点了牛骨髓汤，看起来味道也不错。我们在桌上用餐，鸽子们就在我们的脚下转悠，我们不得不把面包撕碎来供应它们的午餐，这样才算是宾主尽欢。

[1]这段拉丁文是古罗马的将军及执政官凯撒在公元前47年写给羅馬元老院的一封信的内容。这一段拉丁文通常翻译成“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甚至是更简洁的“来到，见到，得到”。

（二）金字塔上的教堂

开了一个多小时，埃瑞克把车子开进了一个小镇。由于是周末，店铺大都没有开门，街上的行人不多。街道两旁的房子涂抹着各种艳丽的色彩，在明亮的阳光下给人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小镇很像是中国南部的小城镇，卖早点的铺子和水果摊子在路旁摆摊，各种杂货店和出售化肥和农药的商店也散落在民居当中。街道狭窄, 都是单项街，我们绕了好久，才把车子从一处因施工而封闭的小巷中倒出来。这个小镇就是Tonantzintla，它距离齐露拉 5公里。小镇的名字取自阿兹特克的神Tonantzin，它是大地之母。

这个小镇的教堂很有名，兴建于18世纪，完全依赖当地社区的捐赠而建成。这个教堂的特色是把墨西哥的印第安艺术和基督教信仰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它的装饰由印第安匠人完成，他们按照自己对神的理解，遵照他们所接受的传统训练，把一座天主教教堂建成了充满异教色彩殿堂。教堂的正立面装饰着阿拉伯纹样，显然是受到西班牙文化中摩尔人的影响。一走进教堂，我立刻被教堂四壁繁复的装饰所震撼。与一般巴洛克时期欧洲的教堂相似，这所教堂的墙壁和天顶上同样充满了复杂的花卉图案和人物造型，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天使们看起来质朴可爱、纯真无邪，有时甚至称得上是憨态可掬。有的小天使的头上带着羽毛装饰，这明显是受到阿兹特克羽蛇的影响。那些装饰性花纹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有一种未经雕饰的新鲜感觉，仿佛在不断的生长着。我在普埃博拉的其他教堂里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好像神不是陌生的他者，神的殿堂也不是禁地。抬头望去，从柱头到穹顶挤满了金色的天使，圣母站在天使中间面露圣洁的微笑。

神父正在和别人轻声交谈，准备稍后十二点钟的婚礼。男方和女方的家属簇拥在教堂的门口，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和身着白色礼服的新郎幸福地凝视着对方。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神父从教堂走出来，胸前别着麦克风，他和新人的父母交谈了一会儿，随后新娘的母亲挽着新郎的手，新娘的父亲挽着新娘的手，一行人缓缓地步入教堂。教堂里的女高音唱起了《新婚进行曲》，钟楼里的钟声也在正午的时刻敲响。此时教堂小小的庭院沐浴在灿烂的午后阳光里，一颗一颗果实累累的橙子树投下宜人的绿荫。

我走到教堂门口，埃瑞克也走出来，我叹了口气说，可惜自己没有信仰。他耸耸肩，带我到一个巧克力冷饮摊前。女主人正在用手搅拌巧克力，把一些绿色植物的汁液加到大桶的Chocolate Shake里面去。埃瑞克说巧克力原产于墨西哥，也是此地的特产。女主人盛了一小杯冷饮给我，味道和一般的巧克力刨冰差不多，有点淡淡的薄荷味道。我很喜欢，就花了十个比索买了一大杯，邀请艾瑞克和拉斐尔一起品尝。旅行就是这样，好东西要和大家分享才有味道。

从Tonantzintla出来，我们一直开到了齐露拉。齐露拉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印第安宗教圣地，可惜已经被西班牙殖民者彻底改变了。现在小城中的建筑多半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埃瑞克觉得这是一件憾事，我的想法却不同。一个传统或者一种宗教的传承，不在于外在的形式，即使庙宇没有了，如果人们仍然在生活中实践那些宗教的基本准则，那么这个宗教就仍然活着，反之亦然。很多人关心古建筑的消失，但是很少有人关心人们心理上传统理念的消逝，后者其实更为可怕，因为一旦心理上的联系失去了，就没有人提议去恢复和整理那个传统，这也就是传统的死亡。 齐露拉在普埃博拉城外十五英里的地方，海拔7000英尺。它是前殖民地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可以追述到公元前2世纪。齐露拉和Teotihuacan的历史时期相同，但是它部分地避免了Mesoamerican Classic 时期结束时Teotihuacan所经历的那种剧烈的破坏。古典时期结束之后，齐露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甚至到阿兹特克帝国衰落的时候，阿兹特克的君主仍然要到齐露拉来得到这里祭司的加冕，从而取得合法的统治者地位。当西班牙征服者Hernán Cortés到达的时候，齐露拉是仅次于阿兹特克首府Tenochtitlan (modern Mexico City) 的墨西哥中部的第二大城市，大约有10万居民。在普埃博拉兴起之后，齐露拉就慢慢地失去了它重要的地位。

艾瑞克把车停在Convento de San Gabriel的门口。这是一座1549年兴建的教堂。齐露拉曾经和它的阿兹特克联盟一起反对Hernán Cortés的进攻，Hernán Cortés在占领了城池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摧毁了temple of Quetzalcoatl，并在temple of Quetzalcoatl的位置上修建了Convento de San Gabriel。这座教堂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完全是征服早期军事堡垒的风格。倒是它一侧的Capilla Real ("Royal Chapel")建筑造型独特，享有盛名。这个小教堂是根据西班牙科多巴的Mezquita礼拜寺所建造，始建于16世纪中叶，17世纪有加以修缮。整个建筑模仿阿拉伯的建筑风格，49根立柱将整个教堂分为7个对称的部分，圣母像在教堂的中间。教堂的墙上描绘了圣塞巴斯蒂安遇见圣母和接纳基督教信仰的故事。埃瑞克说西班牙征服者曾经成功的战胜了摩尔人的进攻，随后他们根据摩尔人的风格建立了许多教堂。他们相信如果在墨西哥建成类似阿拉伯风格的教堂，印第安人就会接受天主教信仰。这也许是讹传，不论如何这个小教堂的确吸引了不少游人。因为是周六，孩子们也在教师的带领下来参观。他们一刻不停地在教堂里奔跑、打闹，他们愉快的笑声在教堂的穹顶中间回响。孩子们是入世的天使，只有他们才懂得在圣母的怀抱里享受生命的欢愉。大人们带着苦恼来告解，孩子们带着欢乐来分享。

那曾经夺走无数生命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战争，那些亡国的泪水和失去宗庙的痛苦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远去，现在的齐露拉只是一座安静的外省小城，有一座摩尔人风格的教堂，和一座建在金字塔上的教堂。是的，那就是齐露拉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金字塔。埃瑞克在来齐露拉的路上指给我看那些风蚀的破败金字塔，它们只剩下了残骸，可以看出里面是由砖石累积而成。齐露拉的大金字塔（The Great Pyramid of Cholula）保存的相当完整，它是前哥伦布时期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金字塔的地基450米见方，高约66米。总体积达到了4.45 million m³，它的大小相当于Teotihuacan太阳金字塔的两倍，几乎比埃及的Giza大金字塔大三分之一。齐露拉的金字塔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建筑和完善，修建的工程从公元前2世纪一直延续到16世纪早期。这个金字塔所供奉的是羽蛇神，Quetzalcoatl。阿兹特克人相信Xelhua建造了齐露拉的大金字塔。他们在齐露拉附近修建了365座庙宇，这样日历上的每一天都对应着一座神庙。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摧毁了大金字塔上阿兹特克人的庙宇，兴建了Iglesia de Nuestra Señora de los Remedios (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Remedies), also known as the Santuario de la Virgen de los Remedios (Sanctuary of the Virgin of the Remedies)。天主教信徒相信通过在印第安人古迹上兴建他们自己的教堂，就可以吸引本地人来改信他们的宗教。因此不少殖民地时期的教堂都东施效颦，建在印第安人神庙的遗迹上。Iglesia de Nuestra Señora de los Remedios现在是天主教朝圣者参拜的重要中心之一，由于这座教堂在殖民地时期的重要宗教价值，考古学者无法全部地勘查和恢复齐露拉大金字塔的原貌。

无知的旅游者对这个大土堆似乎也没什么兴趣，全都挤到圣女教堂里或者观景台上瞭望火山，大金字塔本身变成了历史的陪衬。我也是如此，迫不及待地对着相机傻笑，大叫“terquilla（酒）”！在中国大家照相的时候喊“茄子”，在美国喊“cheese（奶酪）” ，看来各个文化都有自己不同的偏好。到异乡旅游是为了开阔眼界，接触不同的世界，其实人们只能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东西和他们所想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局限。大金字塔的尺度远远超过了人所能了解和接受的尺度，因此在旅游者眼里和一个土丘没有什么区别。

从圣女教堂门口望出去，正对着那两座火山。想象一下当年阿兹特克人的君主站在大金字塔顶，面对着自然的奇迹和无数的子民，心里不知道有多少骄傲和自豪。“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无论多强大的文明对于后人来说不过是导游书上的一段注解。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就是的这个意思吧。

从大金字塔下来，埃瑞克在路边的小摊上买零食，我走过去凑热闹，他示意我尝尝摊主递过来的东西。那时些黑乎乎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他说是蚂蚱。我尝了一个，脆脆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看来墨西哥人和中国人的胃口差不多，什么蚂蚱、蚕蛹、蛇、兔子都统统拿来大快朵颐。这里的小贩把豆子、花生、瓜子都炒得又咸又辣，看上去红红的，味道不输于重庆胖子。我们一路下山一路吃下去，把导游书上所说的“不要在当地饮用非瓶装水、不要再街边食肆购买食品”的规矩全都破了，心里真高兴。就像大学第一次独自出去旅行，住在陕西临潼的乡下，在老乡家里把什么东西都尝了个遍，真真体会了一把什么叫做“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的束缚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规矩就是为打破的，否则立它干吗?

拉斐尔一定要去看不远处帐篷里的老年歌舞表演，看他那么大岁数了，没想到还是个舞迷。舞台上老爷爷和老奶奶跳得开心，乐队也疯的不行，比北京公园里晨练的秧歌队可疯魔多了。我和埃瑞克无事可做，选了一部老爷车，坐在车头上看天上的流云。旅行其实不一定要时时刻刻都在赶路，有的时候停下来，享受一刻的安宁感觉也不错。我从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个芒果，新鲜的芒果加上柠檬和盐，味道好极了。美国人的超市里充斥着墨西哥进口的芒果，可是在墨西哥吃墨西哥的芒果还是第一次。小贩娴熟地削着芒果皮，一会儿就把一个芒果变成了一朵金色的菊花。我高高兴兴地接过来，很不好意思地在十分钟之内就消灭了这件工艺品。嚼着芒果，看着天高云淡和大金字塔顶上 稀疏的人影，听着帐篷里隐隐约约的音乐，我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心里寻思，在一个阳光下没有阴影的国家，处在掺杂了无数外来和本土因素的文明当中，享受热带水果的美味和无所事事的愉快，一辈子就这样度过也不错。谁说一定要青史留名人生才有意义，在这里也可以照样找到美、找到真、找到善，这难道不是有意义的人生？

天使之城，我的爱 (一) 不可能实现的爱情

(一) 不可能实现的爱情

普埃博拉是墨西哥的天使之城。普埃博拉最早兴建于1531年，当时称为La Puebla de los Ángeles (La Angelopolis),天使之城。西班牙人最早兴建此城就想把它建成新西班牙的宗教中心（nervo España），仅在老城区中心就有70余座教堂。1987年联合国将此城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到18世纪晚期，普埃博拉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陶瓷和纺织中心。1862年法国军队入侵此城，将军Ignacio de Zaragoza在城外率领600士兵击溃了2000 法国士兵的进攻，五月五日这一天也由此成为墨西哥的国家节日。19世纪晚期，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移民逐渐涌入普埃博拉，所以该城的建筑风格多样，混合了殖民地时代的西班牙和欧洲各个国家的样式。

我选择普埃博拉的时候并不知道它的历史，只是听说那里有无数的教堂，保留着完整的殖民地时期建筑，因此我并没有期待此行和其他探访古城的旅行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座天使之城改变了我对墨西哥的看法，对这个国家文化传统的认识。一路上所经过的Tonantzintla, 齐露拉（Cholula）和普埃博拉将墨西哥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贯穿起来。在这三个地方，绵延的历史从层层地表之下显现出来，变现成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在那里宗教不是冰冷的、高高在上的思维逻辑，而是温暖的、可亲的、触手可及的生活细节。阿兹特克人的神祗、天主教徒的圣母、以及墨西哥近代的民族英雄都被人们崇拜着—它们变成了并行不悖的信仰传统。我半开玩笑地对导游艾瑞克说，你们的天堂可真够拥挤的。他笑着回答，所以人们才不介意少他这么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至少进天堂的路不会那么堵车。

从墨西哥城出发，准确地说是从老城区中心出发，先要穿过繁华的市中心，进入贫困的城市西区。这里和前一天经过的东区完全不同，东区的桑塔斐是正在建设的新城金融中心，而西区则是这个城市的下水道—贫民窟。咆哮的汽车从西区四面八方的狭窄街道中挤出来，想尽快穿过三公里的堵塞车道挤上高速公路。虽然是周末，路上的车也不比平时少。开车的艾瑞克略感抱歉地说，我们不得不经过此路才能上去普埃博拉的高速公路。我忙说这种类型的堵车在北京每天都会在二环、三环和四环路上面上演，没什么大不了。倒是同车的墨西哥人拉菲尔大惊小怪，开始抱怨连天，然后很快就抱头大睡。

墨西哥城的交通很有趣。为了解决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的问题，墨西哥城数十年前曾实行过单双日车牌行车的政策。现在随着车辆的更新，凡车龄小于十年的车都可以每日上街。政府把主要的交通干道改为单行线，以此来增加行车速度。墨西哥城过去的出租车主要是甲壳虫，现在它们已经逐渐被淘汰。不过街上还是随处可见绿色的甲壳虫，因为是单开门，司机往往把前面副驾驶的座位拆掉，方便乘客的上下。据说这种出租车很危险，因为一旦出事故，坐在后座上的乘客很容易受伤。墨西哥人似乎并不介意，因为空出来的地方正好放东西，一举两得。从路上的车来看，很多墨西哥人都开德国大众，也有不少日本车和美国车。听说丰田和其他大厂商在墨西哥都设有装备厂，占领了大部分市场，到处都是它们的连锁店和售后服务中心，街上看不到墨西哥国产品牌车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开私家车，墨西哥的中巴和地铁线路也非常发达和廉价，大多数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代步。所以墨西哥城的交通其实比北京通畅多了。现在是3月，整个季节都有风经过墨西哥山谷，污染不是非常严重。具体地说这里每日晴空万里，把人晒得半死。

艾瑞克是UNAM 墨西哥国立独立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生，他已经完成了论文的写作，正在打工挣钱完成学位（发表文章和完成社会服务）。他英语极好，虽然是在澳大利亚学的，但是没有一点口音。他不太爱说话，一说起来语速非常快，常常让人担心他会被自己的话噎着。他那天穿了一件黑色的T shirt，上面是一群印第安人手持步枪的照片，题字是“Fighting Terrorists Since 1492”，真够幽默和搞笑的。他喜欢旅游，曾经去过拉美和欧洲许多国家，当然还有美国和澳大利亚。他并不介意靠做导游赚钱， 每个礼拜工作七天，每天都和青年旅社的年轻人一起去参观墨西哥城附近的古迹。他自己研究墨西哥城附近一个古城的公共饮用水系统，他说那系统虽然是西班牙人设计的，但是全部的施工和三百年间的维护都是由墨西哥人完成的，堪称历史上的奇迹。他对墨西哥的历史如数家珍，和所有知道分子一样，也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在介绍历史和文化的时候，他总要加一点自己的看法。我对天主教文化和墨西哥历史的无知让他有点惊讶，不过和那些毫无文化敏感度的美国本科生相比，我至少还有点好奇心。所以艾瑞克不得不耐心地向我普及文化常识，这大概也是导游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车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小白车已经开出了墨西哥城，停在一个休息处。我稀里糊涂的下了车，伸展一下手脚，四处张望。埃瑞克走过来问我，看到火山没有。火山？我摇头，听都没听说过。他显然对我的无知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带我走到小卖部后面。就在那里，平坦田野的尽头，我第一次注意到墨西哥城外的这两座著名的火山，Popocatépetl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El Popo or Don Goyo，Smoking Mountain) and Iztaccíhuatl (Its name is Nahuatl for "white woman")。在耀眼的日光下，我只能大概看出它们的轮廓以及山顶的白色雪盖。听说它们是墨西哥城附近的12座火山中比较著名的两个，Popocatépetl 和Iztaccíhuatl 由Paso de Cortés相连，都处在活跃的跨墨西哥地震带上。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活火山，但从未在这么近的距离看活火山。Popocatépetl在1994年曾经剧烈的喷发过一次，岩浆覆盖了方圆25英里的地区。当地人和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和睦相处，僧侣们还在Popocatépetl的峭壁上修建了一座修道院，那里也是一处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著名古迹。

在阿兹特克的神话中，Popocatépetl是一位著名的武士，他深爱着Iztaccíhuatl。Iztaccíhuatl的父亲把他送去参加在Oaxaca的战争，并且许诺如果他活着回来，就把Iztaccíhuatl许配给他为妻。其实Iztaccíhuatl的父亲认为他不可能活着回来，所以就告诉Iztaccíhuatl她的爱人已经在战斗中死去，Iztaccíhuatl因此抑郁而终。Popocatépetl得胜归来，发现自己的爱人已经死去。他向自己的胸部插入了一把匕首自杀殉情。天上诸神用白雪将他们的尸体覆盖，并将他们两人化为高山。Iztaccíhuatl化为了“沉睡的女人”（La Mujer Dormida），而Popocatépetl 变成了“烟山”（smoking mountain）。 Popocatépetl 至今仍然不断喷发烟尘，仿佛他因为失去所爱而产生的怨气从未停止。

不能圆满的爱情故事似乎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母题，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表现。在西方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阿伊达和拉达莫斯，在东方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曹植和洛神、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墨西哥则是Popocatépetl 和Iztaccíhuatl的神话。不能实现的爱情故事由于缺憾而格外的缠绵悱恻，令人唏嘘。这些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呼应着人类必死的命运，其实表达了人类对不可知天命的质疑和无奈。悲剧的力量就在于它超越了人们理性，指出了理性和感性之间的悖论。仰望火山顶上的白雪， 我想起了《The Reader》,想起了书中的少年人对自己初恋情人的不可能实现的爱情。

Back to town

The past two weeks were amazing and crazy. My dissertation process had not gone well and I was very depressed before I left for Mexico City. The trip to Mexico just came in time to save my life. Mexico and its people are so nice and kind and the trip has a healing effect on my body and soul. During my six days in the City, I was staying in a hostel and met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This was an eyes-opening experience and everything worked out just fine. I will write about my trip later.

Once I headed back to New York, the week turned out to be the Asia Week (http://www.asianart.com/exhibitions/aany/index.html). There were a lot of Asian Art fairs in town and top auction houses held special sessions for Asian art. I went to see Christie's auction of J.J. Collection of Chinese snuff bottles and other antiques, as well as the Pacific Asia Art Fair at the Armory of 26th street (Lexington Ave). My friends also took me to Fuller Building (E 57 street and Madison) and we visited couple of galleries there and nearby. Then we 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Art Fair at 66th street Armory (Park Ave). I was not able to make to Sotheby’s which hosted a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show in the past week. I learnt a lot of ceramics and snuff bottles and was amazed by the popularity Chinese arts enjoyed here in New York.

鼹鼠的星期天

鼹鼠的星期天是这样开始的。阅读墨西哥导游书到凌晨两点，发现闹钟自己跳了一个小时变成了夏令时。夏令时这个概念鼹鼠很难理解，太阳照样升起，田野里气氛宁静，蚯蚓一如既往地可口，为什么突然大家都丢失了一个小时。想象一下公共广播电台，肯定乱成了一锅粥。本来两点到三点档节目的美女主播肯定会气急败坏地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而11点档的“Wait, Wait, Don’t Tell Me”节目组不得不早早地就将观众赶进芝加哥的歌剧院操练他们的笑话。这个节目就像是炸得脆脆的培根，让人全身上下笑得没有一点儿力气，歪歪。

11点钟，也就是10点钟的时候，鼹鼠被河边教堂的钟声吵得实在是睡不踏实了，只好起床。早餐照例是一个bagel 加上速溶咖啡。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鼹鼠都喜欢雀巢速溶咖啡，而且要加很多很多的咖啡伴侣。因为它们的口味是被小时候中式的西餐所决定的。鼹鼠们小时候所接触的咖啡，基本上都称为牛奶咖啡（时髦的叫法是“拿铁咖啡”，Coffee Latte）。那实际上是一杯牛奶，用沾着速溶咖啡的勺子涮一下。所以一个鼹鼠说它喜欢速溶咖啡，嘻嘻，多半可以知道他从哪儿来的。

窗外阳光明媚的不行，坐在图书馆里，心里长草。论文是要完成的，生活是要继续的。昨天读到杜威的名人名言，他说“教育即生活，它不是为未来生计做准备”。这多么贴心，又多么违反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看法。把一个人的生活历程看成是教育的过程，或者将接受教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过去几年生活的写照。也许是过分享受这种生活方式了，以至于连杜威先生后半句话的教诲也一字不拉地遵循了，完全忘了为未来的生计做准备。

杜威的名言也可以被曲解为教育就是要不切实际，因为它不是为了提高人的生产力，这与人力资本理论针锋相对。杜威认为教育不以实际的功利为目的，着眼于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作为生产的工具，而杜威认为教育是生存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人的内在要求。第一次跟着列文教授上教育资源配置这门课，他别的不提，先要大家读两篇文章，一篇讲述一个印第安老人对知识和教育的看法（Castaneda, C. 1968. 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A Yacqui Way of Knowledge），另一篇就是杜威的《民主和教育》（Dewey, J.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原来不理解为什么要读这些与教育经济学毫不相关的文章，现在才明白，列文教授其实是告诫我们不可将教育的功利性和教育混同起来。我们固然可以研究如何用教育来为未来的生计着想，但人力资本的提高只是教育的外部效应，不是它的目的。为了教育而教育，放弃功利的目的，这才有可能回到教育的初始目的—发展和完善人的理性和感性。通过对世界的感知和知识的了解，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且通过不断地实践趋近于自我的实现。

所以我应该享受在这里为论文抓狂的时间，学习用理性控制鼹鼠的本性，收起爪子，抹平牙齿，填平身边的大坑，把洞里的稻草更新，然后蹲在田野的边上， 看天上的流云以及它们在田野里的投影，感受空气中躁动的春天气息，慢慢地舔平自己身上的杂毛。一个鼹鼠的星期天应该这样有尊严地度过。对了，身边还要放一本昨天收到的大都会歌剧院2007-2008年度演出目录，感慨一下自己将错过生活中多少美好的时刻。

中国国家男子橄榄球队

Not bad, right?

今天你论文了没有？

“今天你论文了没有？”怎么人人都会说这句话了。 昨天给家里打电话，妈妈不在家，姥姥接的电话。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交流交流观看韩剧的体会，或者畅谈一下对人大和政协两会的看法，没想到她老人家开头就来了一句，“这两天论文做的怎么样了？都交了吗？” 这，在我们的俗语里就叫做“那壶不开提那壶”。要是我一切都搞定了，我哪儿还会呆在家里，一定满世界忽悠去了。 论文怎么能那么早就写完了呢？ 写完了生活不就没有压力了吗？ 没有压力不就没有动力了吗？ 没有动力人生不就没劲儿了吗？ 人没劲儿不就会瞎捉摸去了吗？ 一瞎捉摸不就会出很多馊主意吗？ 一出馊主意不就要坏事了吗？ 所以，论文这个冬冬贵在坚持，坚持拖着，坚持到最后火烧眉毛了才完成，那多有成就感！这就是一个人卑微的理想。 姥姥最后的总结发言是这样的。她觉得我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花光，出去没命地旅游，因为以后出国的机会不多，时间也不会那么充裕，美元也没有多少，所以不如趁现在三多的时候玩个痛快。这话我爱听，所以说我们两个人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问题是我现在出国的机会就不多，时间也不充裕，美元也没有多少，这可咋办尼？ 《飞天红猪侠》里面有许多精彩的台词。 比如红猪去取钱，银行雇员劝他买点公债支持国家战争，他说“那不是你们人类该干的事吗？” 美国来的飞行员对意大利酒吧的美女老板献殷勤，可是发现她喜欢的是红猪。他不忿地说自己怎么和猪竞争，美女回眸一笑，“我们意大利人的世界可以你们美国复杂得多！”

移动的希望

昨天放弃学习的希望，躺在床上看电影。选了英国电影《人类之子》，为了挽回这部电影对身心的打击，又看了宫崎峻的《霍尔的移动城堡》作为消遣。两部截然不同的电影，不谋而合的讨论了共同的主题，人类的爱和希望。《人类之子》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探讨了在人类即将灭绝的时刻，如何保有和延续信仰和希望。改编自黛安娜・韋恩・瓊斯的小说的《霍尔的移动城堡》，探讨了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人类的希望如何使爱成为可能。

根据维基不知道的介绍（介绍得很好）， “Children of Men is an Academy Award-nominated 2006 science fiction film directed by Alfonso Cuarón, loosely adapted from P.D. James's 1992 novel The Children of Men. The cast includes Clive Owen, Julianne Moore, Chiwetel Ejiofor and Michael Caine. Set in the dystopian United Kingdom of 2027, two decades of global infertility have left the entire human race with less than a century before extinction, and the resulting societal collapse has led to terrorism,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millions of refugees. Civil servant Theo Faron (Clive Owen) must help a pregnant West African refugee named Kee (Claire-Hope Ashitey) escape Britain's oppressive new immigration laws and rendezvous with the Human Project, the greatest hope for humanity。

Children of Men explores the theme of hope and faith[30] in the face of overwhelming futility and despair.[31][17] The film's source, the novel The Children of Men by P. D. James, describes what happens when society is unable to reproduce, using male infertility to explain this problem.[32][33] The film switches the cause to female infertility, and expands this theme as a metaphor for a increasing loss of hope for humanity,[17] while the Human Project becomes a "metaphor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spirit, the evolution of human understanding."[34]

Critic Jason Guerrasio describes the film as "a complex meditation on the politics of today" which highlights the debate on immigration.[4] Ethan Alter observes that the film "makes a potent case against the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popular in modern societi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35] Alter also notes the visual nature of the film's exposition, which occurs in the form of imagery as opposed to dialogue.[35] For example, the refugee camps in the film were intended to visually invoke Abu Ghraib prison, Guantánamo Bay detainment camp, and The Maze.[34] Other popular images appear, such as a prisoner in a pose resembling the photograph of Satar Jabar in the Abu Ghraib torture and prisoner abuse scandal, and a sign over the refugee camp reading "Homeland Security".[36]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hellish, cinéma vérité stylized battle scenes of the film and current news and documentary coverage of the Iraq War, is noted by film critic Manohla Dargis, describing Cuarón's fictional landscapes as "war zones of extraordinary plausibility".[37]

In the film, refugees are "hunted down like cockroaches," rounded up and put into cages and camps, and even shot, leading film critics like Chris Smith and Claudia Puig to observe symbolic "overtones" and images of The Holocaust.[38][31] This theme is reinforced in the scene where an elderly refugee woman speaking German is seen detained in a cage,[3] and in the scene where British Homeland Security strips and beats illegal immigrants, a song by The Libertines, "Arbeit Macht Frei", plays in the background.[39] "The visual allusions to the Nazi roundups are unnerving," writes Richard A. Blake. "It shows what people can become when the government orchestrates their fears for its own advantage."[40]

Cuarón explains how he uses this imagery to propagate the theme by cross-referencing fictional and futuristic events with real, contemporary, or historical incidents and beliefs: "They exit the Russian apartments, and the next shot you see is this woman wailing, holding the body of her son in her arms. This was a reference to a real photograph of a woman holding the body of her son in the Balkans, crying with the corpse of her son. It's very obvious that when the photographer captured that photograph, he was referencing La Pieta, the Michelangelo sculpture of Mary holding the corpse of Jesus. So: We have a reference to something t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 Balkans, which is itself a reference to the Michelangelo sculpture. At the same time, we use the sculpture of David early on, which is also by Michelangelo, and we have of course the whole reference to the Nativity. And so everything was referencing and cross-referencing, as much as we could."

Described as a "companion piece" to Cuarón's Y tu mamá también (2001), Children of Men is also a road movie: Theo's heroic journey across the UK mirrors his personal quest for "self-awareness",[35] a journey that takes Theo from "despair to hope".[41] According to Cuarón, the title of P.D. James' book (The Children of Men) is a Catholic allegory derived from a passage of scripture in the Bible.[42] (Psalm 90(89):3 of the KJV: "Thou turnest man to destruction; and sayest, Return, ye children of men."[43]) James refers to her story as a "Christian fable"[32] while Cuarón describes it as "almost like a look at Christianity": "I didn't want to shy away from the spiritual archetypes," Cuarón told Filmmaker Magazine. "But I wasn't interested in dealing with Dogma."[4] The audience swims through an ocean of Christian symbolism, where British terrorists named "Fishes" protect the rights of fugees.[44] Opening on Christmas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s compared the characters of Theo and Kee with Joseph and Mary,[45] calling the film a "modern-day Nativity story".[46]

To highlight these spiritual themes, Cuarón commissioned a 15-minute piece by British composer John Tavener, an Orthodox Christian whose work resonates with the themes of "motherhood, birth, rebirth, and redemption in the eyes of God." Calling his score a "musical and spiritual reaction to Alfonso's film", snippets of Tavener's "Fragments of a Prayer" contain lyrics in Latin, German and Sanskrit sung by a mezzo-soprano. Words like "mata" (mother), "pahi mam" (protect me), "avatara" (saviour), and "alleluia" appear throughout the film.[2][47] Following the last scenes and the credits, a Sanskrit prayer for peace, "Shantih Shantih Shantih" is shown. These words are also used at the end of an Upanishad and in the final line of T.S. Eliot's poem, The Waste Land.[48]

Without dictating how the audience should feel by the end of the film, Cuarón encourages viewers to come to their own conclusions about the sense of hope depicted in the final scenes: "We wanted the end to be a glimpse of a possibility of hope, for the audience to invest their own sense of hope into that ending. So if you're a hopeful person you'll see a lot of hope, and if you're a bleak person you'll see a complete hopelessness at the end."

整部电影黑暗沉重，夹杂各国口音的英语和复杂的情节仿佛是导演有意加入的障碍，想造成一种人为的理解困难。我没有读过小说原著，今天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原来的小说还要更加黑暗。在人类进入无生育能力的时代以后，人们之间原有的壁垒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不可逾越。出自种族、国籍、年龄、性别、身份的差异所产生的不理解和误会，变成了歧视的理由。有的人利用人们的歧视毁灭了民主的社会，用一个极权政府取而代之。在一个没有未来的社会里，人类丧失了基本的行为约束的必要和可能。因此集权政府就设立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控制社会底层的移民和所有社会成员。这个社会建立在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上，是“1984”的极端版本。

整个社会崩溃的根源是生育能力的丧失。由于不能在自我复制和生产，人们预期自己所处的社会将在不久的未来毁灭。这个所有人的行为都不能改变的事实，毁灭了现存信仰的基础—希望。所有的信仰都或多或少地给予现世或者来世的希望，而这个希望一旦幻灭，那么信仰给予人的安慰力量也就基本丧失了。基于信仰的道德和社会准则，两性关系的准则，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全都随之而崩溃了。自然环境也随着社会的礼崩乐坏而迅速恶化，电影中所表现的英国就是现在伊拉克社会的缩影—人人随时处在自杀性爆炸的威胁之下，没有未来，没有信仰，集权政府统治社会的所有层面，人对人的压迫前所未有的严酷和赤裸。这些隐藏在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残酷事实变成了在可预期的未来每个地球人都将面临的现实。

原著的背景是冷战之后的世界，而影片则以当下世界中的危机为背景，将巴尔干战争、美伊战争、关塔纳莫阿富汗战俘营、反恐怖主义战争、国土安全、以及欧洲和美国存在的反移民倾向都引入到影片中来。未来世界中这些似曾相识的政治话语增加了影片的震撼力，同时也更加恐怖。因为故事发生在2027年，也就是20年后。这是一个当下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未来。世界的毁灭不是出于任何外来的危机，而正是目前政治和环境问题的必然结果。这种恐怖发自对目前我们所生存世界的反思，格外引起人的不安。如果没有信仰、希望和未来，你将如何生活？生活如何可能？这些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通过这部影片变得和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每个人在看完之后都不得不扪心自问。

影片的结尾处，Theo 帮助母女两个人逃出了围城，自己则受伤死去。在迷雾中，母女俩人等待着叫做“明日号”船来营救她们。我想起了安哲洛普罗斯的《雾中风景》，迷雾象征着若有若无的希望。迷雾散去，等待的可能是安全的新世界或者死亡。故事有意留下了这样一个结尾让观众去揣摩。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觉得影片对原著的修改也透露了导演的乐观看法。在原著中，朱丽安怀孕了并产下了一个因个婴儿。影片将这个情节改为了一个来自西非的移民凯亚怀孕产子。整个人类的起源不就是来自于西非的一个女性黑人吗？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人类不就是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女性露西吗？影片在世界即将结束的时候，让一个黑人女性再次获得生育的能力，这不就意味着人类生命的循环和往复，从终点再次回到起点？ 这不就证明希望仍然存在？信仰仍然有意义吗？

这样沉重的电影看了让人疲倦，为了恢复对人类的信心，我接着看了宫崎峻的《霍尔的移动城堡》。根据维基不知道的介绍，“《霍爾的移動城堡》（ハウルの動く城，2004年）是由宮崎駿導演，吉卜力工作室推出的一部動畫電影。2004年11月20日在日本上映。英語版標題是Howl's Moving Castle。原作為英國小說作家黛安娜・韋恩・瓊斯的著作《魔法師霍爾系列〈1〉─魔幻城堡》（Howl's Moving Castle, 1986年）。”

这真是一个美的不能再美的神话，一个叫苏菲的女孩在爱上了年轻英俊的魔法师霍尔，但是荒野女伍的咒语她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她生活在魔法师的身边，带着一个老年人的身体和年轻的心灵去爱那个自恋得不行的魔法师。她同时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同时是爱人和母亲。她的爱让她冲动地行动，但她的身体和年龄让她能够耐心地和感恩地欣赏世界的美。苏菲开始爱霍尔，为了他的英俊和魔法。她渐渐地了解到霍尔魔法的局限（他甚至害怕荒野女巫），他的脆弱（他肯能变成魔王）和自恋（他是一个惟美的家伙，“如果长得不美，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而且他没有心（“他没有心，但是又法力无边”）。他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巨大的燕子。渐渐的，苏菲开始了解霍尔，用她青春的热情和老年的智慧去爱他。在故事的结尾，霍尔在战争中受伤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熄灭了。苏菲和霍尔所有反对战争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甚至无力保护自己，移动城堡也被摧毁了，霍尔已经没有力气恢复人形。为了拯救自己的爱人，苏菲闯入了他的神秘花园，看到年幼的霍尔和火神卡西法交换了心脏。原来霍爾為了獲得強大的魔法，吞下了一顆流星，與棲息在流星中的小惡魔卡西法定下了契約，讓火魔卡西法的魔力為他所用，但是自己的心（心臟）也將成為這個契約的交換品，由此來困住卡西法。她终于明白了霍尔无心的原因，她用自己的力量和爱拯救了霍尔和卡西法的生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真切的感觉到苏菲所经历的冲突。年轻人追求的美是肉体的、当下的、直接的和强烈的。年轻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现在就爱，此时、此地、非如此不可。但是年纪大了，人会静下心来，欣赏那些需要岁月沉淀才能够显现出来的美。那些平淡地、厚实的、朴拙的，甚至不易察觉的美。在岁月潜流的深处，那些年轻时代的棱角都被抹去，年轻所带来的美会渐渐消逝。但也唯有如此，才能透过皮相，看到事物内部的美。这些美只会在我的眼中闪烁，而且可能由于它们剑出偏锋，得不到大多数人的喜爱。只有我知道，这是我在流失的时间中打捞出来的珍宝。对这些美的感知使我的人生变得丰富起来，这些都是年轻所不能给予的。现在的年龄带给我对美的体悟和感激，也有希望。我知道在不甚明朗的未来某处，我也会碰到我的城堡和移动的希望。

Identity and Diversity

This NY Times story is about identity and diversity. A Chinese orphan was adopted by a Jewish Lesiban couple in 1991 and becomes a Chinese Jew. Here is the story. Happy Women's Day! March 8, 2007 Chinese Orphan’s Journey to Jewish Rite of Passage By ANDY NEWMAN

Of the 613 laws in the Torah, the one that appears most often is the directive to welcome strangers. The girl once known as Fu Qian has been thinking about that a lot lately. Three weeks ago, she stood at the altar of her synagogue on the Upper West Side and gave a speech about it.

Fu Qian, renamed Cecelia Nealon-Shapiro at 3 months, w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children — most of them girls — taken in by American families after China opened its doors to international adoption in the early 1990s. Now, at 13, she is one of the first to complete the rite of passage into Jewish womanhood known as bat mitzvah.

She will not be the last. Across the country, many Jewish girls like her will be studying their Torah portions, struggling to master the plaintive singsong of Hebrew liturgy and trying to decide whether to wear Ann Taylor or a traditional Chinese outfit to the after-party. There are plenty of American Jews, of course, who do not “look Jewish.” And grappling with identity is something all adopted children do, not just Chinese Jews.

But seldom is the juxtaposition of homeland and new home, of faith and background, so stark. And nothing brings out the contrasts like a bat mitzvah, as formal a declaration of identity as any 13-year-old can be called upon to make. The contradictions show up in ways both playful — yin-and-yang yarmulkes, kiddush cups disguised as papier-mâché dragons, kosher lo mein and veal ribs at the buffet — and profound.

Yet for Cece, as everyone calls Cecelia, and for many of the girls like her, the odd thing about the whole experience is that it’s not much odder than it is for any 13-year-old.

“I knew that when I came to this age I was going to have to do it, so it was sort of natural,” she said a few days before the ceremony at Congregation Rodeph Sholom, a Reform synagogue on West 83rd Street where she has been a familiar face since her days in the Little Twos program. Besides, she said with a shrug, “Most of my Chinese friends are Jewish.”

As Zoe Kress, an adoptee in Mt. Laurel, N.J., said about her approaching bat mitzvah: “Being Chinese and Jewish is normal for me. Thinking about being Chinese and Jewish is a little strange.”

Olivia Rauss, a girl in Massachusetts who celebrated her bat mitzvah last fall on a day when the Jewish harvest festival of Sukkot coincided with the Chinese autumn moon festival, said she saw no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facets of her identity either.

“Judaism is a religion, Chinese is my heritage and somewhat my culture, and I’m looking at them in a different way,” she said. “I don’t feel like they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at all.” While no statistics are kept on the number of Chinese children adopted by Jewish families, over all, there were about 1,300 Chinese children adopted into American families from 1991 to 1994, another 17,000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0s, and 44,000 since then, accord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Cece was born on Jan. 29, 1994, in Jiangxi Province in southeastern China. She was abandoned to an orphanage because of China’s one-child rule, and adopted by a lesbian couple, Mary Nealon and Vivian Shapiro. (The couple later adopted another Chinese girl, Gabie, now 5.) Cece has been drawing double-takes for a while, like when she used to ride on Ms. Shapiro’s lap on a packed crosstown bus and would burst into the Passover standard “Dayenu.”

Ms. Shapiro, an advertising buyer, was brought up by atheistic Jews; Ms. Nealon, a school nurse, was raised a Roman Catholic. But after they met, they were drawn to Judaism and decided to give Cece a relatively traditional upbringing.

“That was my hope when I started her in day school,” Ms. Nealon said, “that when she got up on the bimah” — the lectern where the bat mitzvah girl reads from the Torah — “she would feel like she had the right to be there.”

The countdown to the big day was the typical blur of lessons and studying, sit-downs with cantors and tutors, caterers and party planners. There was a thick dossier of Jewish history to master — history that Cece confessed did not feel like hers. “I just really try to learn it,” she said. “I don’t try to think of whose history it is.”

And, of course, there was shopping to be done.

“In my fantasy,” Ms. Nealon said, “we’d take her to Chinatown and have this incredibly beautiful Westernized Chinese dress made.”

But Ms. Shapiro said: “She wanted no part of it. For her,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Chinese.”

Cece set her cantor’s reading of her Torah portion to “repeat” on her iPod. She met with the head rabbi at Rodeph Sholom, Robert N. Levine, an affable, animated man with an office full of books and baseball memorabilia.

“So, Cece,” Rabbi Levine said, “what do you connect to most about your Judaism?” Cece had transformed into the archetypal opaque teenager. “I think I like the holidays, and, um, yeah,” she said, looking down. The rabbi asked her to recite for him. She did. “I love it,” Rabbi Levine said. “You have a beautiful voice. Your Hebrew is perfect. The only thing I need you to do, Cece, is project. Just give me a ‘Baruch’ like you’re singing in the shower.” “Baruch,” Cece said, a bit louder.

On Feb. 17, nearly 200 of Cece’s friends and relatives filed into the vast Romanesque sanctuary of Rodeph Sholom. A box of commemorative yarmulkes with the yin-and-yang pattern sat by the door. Six alumnae of Cece’s orphanage — they call themselves the Fu sisters — had flown in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the side of the altar, on a red throne, sat Cece, resplendent in a long black patterned dress with a scoop neck.

Ms. Shapiro laid a prayer shawl over Cece’s shoulders, a symbolic transfer of power. Cece and the other bat mitzvah girl that day, Sadie Friedman, lifted their voices and let loose a Hebrew welcome song that Cece had sung with the synagogue choir from the time she was 7. Rabbi Levine preached from the day’s reading: “ ‘Let the stranger in your midst be to you as the native, for you were 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Egypt.’ ”

Cece and Sadie approached the ark, the enclosure, flanked with marble columns and topped by carved lions, where the Torah scrolls are kept. The cantor, Rebecca Garfein, handed them the oversize scrolls, dressed in maroon and gold fabric. The girls held them like bagpipes. Cece laid her scroll on the bimah and read in Hebrew, in a loud, clear voice, from Chapter 21 of Exodus, a compendium of commandments on the treatment of servants and slaves. Then she moved to her English speech.

“This long journey to becoming a bat mitzvah today has provided me with so many ways of learning,” she said. “The part that will always stay closest to me is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for strangers. Just like Jews were once 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Egypt, we have all been, or will be strangers at some point in our lives.”

Cece finished, touched the fringe of her shawl to the Torah and kissed it. She returned to her throne and sat down, cheeks red, looking exhausted and relieved. That night — the eve of the Chinese year of the pig, as fate would have it — Cece and her guests reconvened at the Faculty Hous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outer room was set up like a casino, with Cece-backed playing cards and Cece-faced play money. Inside, the music throbbed, the D.J. yelled, the fog machine billowed. Cece and her friends traded their shoes for white socks and pogoed across the floor.

After dinner — kosher Chinese for the kids, steak for the adults — the D.J. cranked up “Hava Nagila.” Cece, in a chair in the middle of the dance floor, was lifted up, up, up until she bumped her head on the Chinese umbrellas hanging off the chandelier.

Then she was back on the floor, dancing with her mothers and little sister and singing along with the recording: “Hava neranena, venis’mecha,” or: Let us sing and be glad.

Michael Luo contributed reporting.

Simon Boccanegra

叫春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的第一幕，沃尔特自称从自然界中学到了演唱的真谛。他一遍又一遍的歌唱春天的美好，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看了不许联想的博客，发现这个行为艺术应该叫做“叫春”。春天也真是，你不叫它就不来；你叫了半天，它也不一定来。都三月六日了，今天还是大雪封门。

忍不住要夸夸瓦格纳第一幕和第三幕前的序曲，就算是独立出来，也都是杰作。瓦格纳真是奇才，除了作曲，还自己撰写歌词，他真正体现了Meistersinger的理想，即是诗人，又是音乐家，还是社会变革的先驱。他将序曲从歌剧中解放出来，变成独立的音乐样式。他对歌剧所作出的许多创新重新定义了歌剧创作的模式。所以以后的作曲家，只有追随和反对瓦格纳两条路可以选择。 在二十分钟的序曲中，我听着听着，开始做如下的思维训练。先开始想一部电影，然后根据音乐的展开自由联想，加入新的意向和影片片断，随时调整，任意连接。这个东西我以前的玩法是根据在飞机、汽车或者火车上看到的景色，随时用笔把自己的感受描述下来，我称之为语言素描。瓦格纳的音乐激发了我玩电影接龙的兴趣，我发现自己的联想还蛮丰富的，不亚于《天堂电影院》结尾处，托托收到的电影接吻大全。我想到的电影从剧情片，到喜剧片，到爱情片，到纪录片，从黑白到彩色电影，一应俱全。其中最长的一段联想是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好像看到他摇摇摆摆的在人生的边缘行走。我原来一直佩服奥斯卡组委会的厉害，能够把许多著名的电影片段串联起来。这些意义关联的片断让过去电影史上的美好时刻重现，完全阐释了yesterday once more 的味道。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实编辑的原理很简单。你不需要渊博的电影知识和高超的技巧，你需要的就是一张瓦格纳音乐的唱片，他的音乐能带着你飞翔。第一段序曲给我的感觉就是飞翔，想到了《大提琴手高修》最后田鼠妈妈带着小田鼠飞翔的片断，想到了《走出非洲》和《英国病人》中在非洲平原上的飞翔。第三幕的序曲好像在黑暗的峡谷中穿行，最后在黑暗的尽头看到了光明。那中间包含了旅人在路上的疲惫和期待，在无尽头的等待中的焦虑和不安，以及对光明的信仰。 一段音乐的旅程也是一段心灵的旅程，也许这就是所谓音乐的非具象性所能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因为不需要语言而直接作用于心灵。

瓦格纳的魅惑

连着两个晚上在大都会泡着，星期一晚上欣赏了瓦格纳六个小时的《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星期二晚上马不停蹄地享受了威尔弟的《Simon Boccanegra》。 这两出戏一喜一悲，均以男演员的表演为主，真是把大都会的兼容并包、容纳百川的风格表现地淋漓尽致。威尔弟的《Simon Boccanegra》是一出剧情复杂，环环相扣的剧情戏。威尔弟模仿希腊悲剧的样式，将世代绵延的悲剧故事融入热那亚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的作品一向受到观众的喜爱， 我在Met的两三年间就 看过他的《假面舞会》、《阿伊达》、《堂卡洛》、《弄臣》、《茶花女》。

根据维基不知道的介绍，“Giuseppe Fortunino Francesco Verdi /dʒuˈzɛppɛ ˈvɛrdi/ (either October 9 or 10, 1813 – January 27, 1901) was an Italian Romantic composer, mainly of opera. He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omposers of Italian opera in the 19th century, although went well beyond the work of Bellini, Donizetti, and Rossini. His works are frequently performed in opera hous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ransc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genre, some of his themes have long since taken root in popular culture - such as "La donna è mobile" from Rigoletto and "Libiamo ne' lieti calici" from La traviata. Although his work was sometimes criticized as catering to the tastes of the common folk, using a generally diatonic rather than a chromatic musical idiom, and having a tendency towards melodrama, Verdi’s masterworks dominate the standard repertoire a century and a half after their composition”。

威尔弟似乎偏爱莎士比亚的戏剧和通俗戏剧作品，他擅长用音乐来讲故事，为每个人物发展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唱段。如果说歌剧在莫扎特的时代还是从属于管弦乐，故事的情节居于次要的地位，是为了音乐而音乐。那么到威尔弟那里，他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形式，赋予人物生动的性格，让情节的重要作用凸现出来，使音乐和情节都服从于歌剧这个整体性艺术的需要。Simon Boccanegra是他中期创作的作品，晚年又加以修改。威尔弟作曲，Francesco Maria Piave填词，故事是根据Antonio García Gutiérrez的同名戏剧改编的。1857年此剧在威尼斯首演，1881年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重排，正式成为世界歌剧艺术中的名作。

故事的情节从25年前开始，海盗西蒙爱上了热那亚贵族Jacopo Fiesco的女儿马丽亚，两人私定终身，生下了女儿艾米利亚，但是Fiesco反对他们的结合。马丽亚在父亲的囚禁中死去，西蒙被朋友Paolo 和反对贵族统治的平民推选为新的执政官。25年后，艾米利亚被不知道自己身世的Fiesco (Andrea) 抚养成人，和年轻人Gabriele Adorno相爱。Gabriele的父亲被西蒙处死，因此他和Fiesco密谋推翻西蒙的统治。Paolo贪恋艾米利亚的美色，希望西蒙促成他和艾米利亚的婚事。西蒙在和艾米利亚的交谈中认出她是自己的女儿。Paolo恼羞成怒，设计劫持艾米利亚，但是计划败露，Gabriele杀死了Paolo的同谋，救出了艾米利亚。但Gabriele误会是西蒙指使人劫持自己的恋人，发动推翻西蒙的暴动。西蒙在热那亚平民和贵族议事会前，平息了众人的怒气，迫使Paolo发下毒誓，诅咒劫持艾米利亚的人。因此Paolo在西蒙的饮水中下毒，又诱使Gabriele去行刺西蒙。艾米利亚和西蒙终于承认了他们的父女关系，使Gabriele放弃了行刺的念头。此时西蒙已经喝下了毒药，他在众人面前宣布自己找到了女儿和人生的安慰，然后在女儿的怀抱中死去。西蒙是一个典型的马基亚维利意义上的君主，他在取得政权以后，使用残酷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扩大政治的影响。但威尔弟又把他写成一个重情义的人，对马丽亚矢志不移的爱情和对女儿的深情，与他对对手的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次大都会延请了意大利指挥家Fabio Luisi来演绎出自他家乡热那亚的这出悲剧，来自秘鲁的Angela Marambio出演艾米利亚。她的音色宽阔和优美，在高音域部分极富变化和表现力。她能够举重若轻地表性情感的巨大变化，同时熟练地驾驭她音色的起伏。在第一幕中她和饰演Gabriele的 Marcus Haddock的几段对唱，从青年恋人的互诉衷肠开始，到两个人海誓山盟定下婚约结束，将一个少女对恋人的关心和依恋，以及对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遗憾，丝丝入扣地表达出来。Thomas Hampson演出的西蒙和Ferruccio Furlanetto表演的Fiesco非常出彩，尤其是最后一幕几个重要人物的身世揭开，西蒙和Fiesco抱头痛哭，感叹命运对他们的作弄和孩子失而复得的喜悦，男低音和男中音的音色交相辉映，感人至深。

如果说《Simon Boccanegra》是一次视觉和听觉上的盛宴，那么瓦格纳的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简直就是一个惊喜。原来一直以为瓦格纳只会写正剧或者悲剧，没想到他写的喜剧也这么有趣和搞笑。这出戏所有的戏份几乎都落在男演员身上，Hei-Kyung Hong出演的Eve 和Maria Zifchak的Lena 虽然讨好，但是都没有太多的故事。Eve 只有两段出彩的唱段，一段是她和Walther von Stolzing互诉衷情，决定一起私奔。另一段在第三幕，汉斯决定成全她和骑士沃尔特的婚事，在沃尔特演唱了他的著名咏叹调（the Morning Dream Song (Selige Morgentraumdeut-Weise）)之后，Eve 予以回应。

重头戏都落在Johan Botha（我爱死他演的《阿伊达》里面的Radames。虽然体重接近250磅，他的声音真是迷死人不偿命）饰演的沃尔特和James Morris出演的汉斯.萨克斯身上。第一幕骑士沃尔特刚到纽伦堡就陷入情网，陷入对泼格纳的女儿爱娃的恋情而不能自拔。但是爱娃的父亲已经决定“赛歌招亲”，要在第二天的圣约翰日的比赛上为自己的女儿选择配偶。泼格纳自己是个匠人，他和纽伦堡行会中的许多同僚一样，热爱音乐、诗歌，他们自己组织行会、制定规则，根据规则选择行会新的成员。为了改变旁人对行会的看法，泼格纳决定捐出自己的财产来奖掖出色的歌手，以表现他对音乐由衷的热爱。沃尔特在鞋匠学徒大卫的指导下，来到行会排练现场，参加选秀。这个年轻的“超级男生”不吝行会的繁文缛节，借对春天的歌颂自谱新曲，表达了他对爱娃的爱情。他的自由体风格引发了行会内部的争论，爱娃的另一个追求者Beckmesser竭力反对他的风格，对他的演唱吹毛求疵，但是鞋匠萨克斯却觉得应该接受新的风格。最后行会一致决定不接受沃尔特加入行会。第二幕发生在当夜，正当爱娃和沃尔特两情相悦决定私奔的时候，Beckmesser却带着自己的新歌跑到爱娃的窗下倾诉钟情。萨克斯对他竭尽讽刺，同时也用歌声警告爱娃不可轻举妄动。这一段最后发展成为第二幕的高潮，被Beckmesser的歌声吵醒的邻居们倾巢而出，大打出手，使Beckmesser的求婚变成了一场闹剧。第三幕开始，萨克斯在自己的书房里沉思，其实他一直对爱娃抱有好感，他的钟情和困惑尽在一首咏叹调中"Madness! Madness! Everywhere madness!" (Wahn! Wahn! Überall Wahn!)。沃尔特醒来，萨克斯决定帮助他赢得歌唱比赛的胜利和爱娃的爱情。在萨克斯的指点下， 沃尔特将自己的梦境转化成对爱的吟诵（Morning Dream Song）。Beckmesser偷走了原作，但是在比赛中露了马脚。沃尔特将自己心中的爱意变成了美妙的音乐，赢得了大奖和美人。

这个故事其实是关于传统和变革的反思。行会代表了对音乐的传统看法，它制定和维护种种反复的规则来保护音乐的纯粹和优美。萨克斯对沃尔特解释了音乐大师的含义，他说音乐大师（meistsinger）是那些在经历了人生的沧桑之后，仍然能够歌唱春天和爱情的美丽的人。沃尔特所代表的新音乐为群众所喜爱，但是得不到传统的承认。最后还是有具有远见的音乐大师萨克斯将他的创新纳入了传统的表现形式，继承地发展了传统音乐。在故事的结尾，人们赞颂的不是带来了新音乐的沃尔特，而是继承和保护了传统的萨克斯。 尤其是萨克斯的最后一段唱，瓦格纳花费力气撰写了一篇捍卫德国音乐的宣言。他说尽管音乐大师们有他们的不足之处，但是正是这些人在动乱的年代保护的德国的音乐，德国音乐的传统是不容忽视的。

根据瓦格纳自己的传记《我的一生》（Mein Leben）， 他1845年在马德里休养期间，阅读了Georg Gottfried Gervinus的《德国文学史》，其中包括对Mastersong和汉斯.萨克斯的介绍，此剧就出自这些故事。根据维基不知道， ““I had formed a particularly vivid picture of Hans Sachs and the mastersingers of Nuremberg. I was especially intrigued by the institution of the Marker and his function in rating master-songs….I conceived during a walk a comic scene in which the popular artisan-poet, by hammering upon his cobbler’s last, gives the Marker, who is obliged by circumstances to sing in his presence, his come-uppance for previous pedantic misdeeds during official singing contests, by inflicting upon him a lesson of his own.”

1854 年瓦格纳开始接触叔本华的作品，他被叔本华关于审美的哲学思考所折服。根据后者的哲学，艺术是逃避现实世界折磨的一种途径，而音乐又是所有艺术中最高的艺术，因为它是唯一不涉及再现世界的艺术形式（因为它的抽象性）。因此艺术可以不须借助语言而交流情感。由于阅读了叔本华的作品，瓦格纳重新审视了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的，重新写作，此剧中的许多细节带有叔本华哲学的痕迹。虽然此剧是一出喜剧，但它秉承瓦格纳“音乐戏剧”（music drama）的传统，将音乐放入社会，用音乐带给充满幻象或者魅“Wahn”的世界以安慰。Wahn也是一种自我的欺骗，正是由于Wahn才引起了第二幕中的骚乱。在第三幕中，汉斯.萨克斯反思自己的人生的著名唱段， Wahn, wahn, überall Wahn， 其实就是重复了叔本华关于Wahn的描写，Wahn作为自我欺骗，常常讲人们引入歧途。

in Flucht geschlagen,//

wähnt er zu jagen;hört nicht sein eigen //

Schmerzgekreisch,wenn er sich wühlt ins eig'ne Fleisch,//

wähnt Lust sich zu erzeigen! //

(driven into flight he believes he is hunting,//

and does not hear his own cry of pain://

when he tears into his own flesh,//

he imagines he is giving himself pleasure!)

By the time Wagner resumed work on Die Meistersinger in 1861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ristan und Isolde his philosophical outlook had changed completely from that he held when he first drafted his comedy. The character of Hans Sachs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Schopenhauerian of all Wagner's creations. Lucy Beckett[8] has pointed out the remarkable similarity between Wagner's Sachs and Schopenhauer's description of noble man:

"We always picture a very noble character to ourselves as having a certain trace of silent sadness... It is a consciousness that has resulted from knowledge of the vanity of all achievements and of the suffering of all life, not merely of one's own."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大提琴手高修

大提琴手高修 [宫泽贤治] 高修是镇上一家电影院乐团的大提琴手。不过镇上的人都公认他拉得不好。其实不仅拉得不好，他根本就是乐团里琴艺最差劲的一个，所以总是遭指挥责难。 　　有一天中午过后，大家在后台围成一圈，练习下次将在镇上音乐会演奏的贝多芬第六乐章交响曲。 　　小喇叭很认真地吹出旋律。 　　小提琴也薰风般响起二重奏。 　　木箫嗡嗡在一旁伴奏。 　　高修也紧抿着嘴，睁大双眼盯着乐谱，专心一意地拉着琴弦。 　　突然指挥拍了一下手。大家顿时停止演奏，四周悄然无声。 　　指挥怒吼： 　　‘大提琴落后了。啦哩哩，哩哩啦，好，再从这里开始。’ 　　众人又从前面几个小节开始演奏。高修通红着脸、满头大汗地拼命拉着，总算通过这一关。他松了一口气，再继续拉着接后的小节时，指挥又拍起手来。 　　‘大提琴！弦不准！这样怎么行呢？我实在没有闲工夫再重新教你Do? Re Mi Fa 呀！’ 　　众人看不过去，只好故意埋头看自己的谱，或低头拨弄着自己的乐器。高修慌忙把弦调准。原来高修虽有时会奏错，但这把大提琴本身也有毛病。 　　‘好，从上一个小节再来一次！’ 　　众人又开始演奏起来。高修更是抿着嘴一板一眼地拉着。这回倒是顺利地拉了几小节。正当大家觉得上了轨道时，指挥又吓唬人般地拍了手掌。高修心里一震，以为自己又错了，还好这回是别人出错。 　　他就学着刚才众人的模样，故意把脸凑到乐谱前，假装在思考什么事似的。 　　‘再来！从下一小节开始！’ 　　高修刚拉了几下，冷不防指挥竟又跺着脚大声吼骂起来： 　　‘不行！根本不像话！这部份是曲子的心脏，最重要的地方，却被你们演奏成这个样子。各位，离上演的日子只剩十天了。到时候我们这些专业的音乐人员，若真输给那些由蹄铁匠、糖铺学徒等人临时拼凑出来的乐团的话，以后我们怎么见人啊？喂，高修，对你，我实在很头痛。你的音乐里根本没有感情。完全缺乏喜、怒、哀、乐的感情。还有，你的节奏总是跟不上其他乐器，老是只有你好像拖着松绑了的鞋带，慢吞吞地跟在大家后面走。不行啊，你不加油不行啊！咱们这个广受好评的金星乐团，若因为你一个而声名狼籍的话，其他人不是太可怜了？好了，今天就练习到此，大家休息过后，别忘了六点整全体都得进乐队席里。’ 　　众人行了个礼，有人叼着香烟掏出火柴点火，有人自顾自走了。高修抱着他那把粗制滥造的木盒子般的大提琴，面向着墙壁，撇着双唇暗自落泪。哭过一阵后，才又打起精神，独自一人静静拉起刚才众人练习过的地方。 　　 这天晚上，高修扛着一个庞大的黑东西，很晚才回到家。说是家，其实只不过是一间坐落在镇上尽头的小河边、因故障没人用的水车房。高修独自一人住在这里，每天上午先在小屋四周的小菜园里，剪剪番茄枝，挑挑甘蓝菜上的虫，中午过后才出门。 　　高修进了房里开了电灯，再迫不及待地打开黑色大包袱。原来是傍晚练习演奏时那只粗糙的大提琴。他小心翼翼地把琴搁在地上，再拿出架上的杯子，舀着水桶里的水，连灌了几口。 　　接着甩一下头，坐到椅子上后，便以猛虎般的气势，拉起下午练习的曲子。他一页页翻着乐谱，拉拉停停的、停停想想的，想完再继续拉，整首曲子练完后，又重头开始，一遍又一遍嗡嗡拉个不停。 　　午夜早过了，高修头昏脑胀，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拉着琴。他满脸通红，双眼布满血丝，面目狰狞可怕，看起来一副随时都有可能不支倒地的模样。 　　这时，有人在他身后的门外咚咚敲门。 　　‘是何修吗？’高修神智不清地吼道。 　　然而，应声推门进来的是一只高修曾见过五、六次的大花猫。 　　花猫不胜负荷地把一堆从高修菜园里摘来的半生不熟的蕃茄，放在高修面前说： 　　‘啊，累死了！搬运这东西可真累坏我了。’ 　　‘你说什么？’高修再问一次。 　　‘这是见面礼，请你吃的。’花猫回道。 　　高修将积了一整天的怒气全发在花猫身上： 　　‘谁叫你拿这些蕃茄来的？再说，你想我会吃你们拿来的东西吗？更何况这些蕃茄还是我菜园里的！你看，你竟把还没熟透的都摘下来了！至今为止在我菜园啃蕃茄茎的，还把菜园搞得乱七八糟的，是不是你？滚啦滚啦！笨猫！’ 　　花猫缩起肩膀，眯起双眼，似笑非笑地说： 　　‘大师，这么动怒，会伤身体啊。对了，你先拉首舒曼的梦梦曲（译注：实为“梦幻曲”，花猫讲错了）来听听，我给你当听众。’ 　　‘你敢说这种话？也不想想你只是一只猫！’ 　　大提琴手动了肝火，暗自思索着该如何整整这只狂妄的猫。 　　‘别客气喔！拉啊！不知怎么回事，我若不听大师的音乐，还真睡不着呢！’ 　　‘放屁！放屁！放屁！’ 　　高修气得面红耳赤，一如下午的指挥一样，跺着脚吼骂。可是突然又转念说： 　　‘好，我拉。’ 　　然后高修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竟把门锁上，又把所有的窗子都关紧，再拿起大提琴，最后关掉灯。屋外的下弦月月光，照亮了半边房间。 　　‘你要我拉什么？’ 　　‘梦梦曲。就是那个罗蒂克（译注：实为“罗曼蒂克”）舒曼的曲子。’花猫用前肢抹抹嘴，一本正经地说。 　　‘喔，我懂了，这梦梦曲是不是这样拉的？’ 　　大提琴手不知又有了什么鬼点子，竟撕碎一条手帕，再将手帕碎条密密实实地塞进自己双耳内。然后像一阵狂风暴雨般，拉起“印度猎虎曲”。 　　花猫起初歪着头聆听了一会儿，然后眼珠突然连连飞转起来，最后转身冲向房门。花猫‘砰！’一声整个身子撞向房门，然而房门并没有被撞开。此时，花猫像是领悟到自己犯下生平最大的错误似地，开始慌乱无章，眼睛和额头都迸出火星。接下来连胡子和鼻孔也开始冒出火星，花猫痒得张口想打喷嚏，继而又想到哪有闲工夫在这里磨蹭，就又开始小跑步起来。高修看得津津有味，就愈加卖力地拉着琴弦。 　　‘大师，我受不了！够了！拜托您别再拉下去了！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随着您的音乐打拍子了。’ 　　‘啰唆！我正要开始猎虎了！’ 　　花猫痛苦得在地上又跳又转，又时时将身子贴在墙上，被花猫身子贴过的墙壁上，会因花猫身上的火星而发青一阵子。最后，花猫竟在高修四周，像风车一样一圈圈打起转来。 　　高修被花猫这么一转，也开始觉得头昏眼花，便说： 　　‘好吧！就饶了你吧！’ 　　然后停住拉弦。 　　琴声一止，花猫竟若无其事地说： 　　‘大师，你今晚的演奏有点脱线。’ 　　大提琴手听后又火大起来，不过他仍不动声色地掏出一根香烟，衔在嘴上，再取出一根火柴说： 　　‘怎样？没吓坏你吧？来，伸出舌头让我瞧瞧！’ 　　花猫愚弄人般地伸出又尖又长的舌头。 　　‘哎呀，有点干裂呢！’ 　　高修说着就把手中的火柴棒，往猫舌上一划，再将火点到香烟上。 　　花猫冷不防高修竟会来这一招，惊得六神无主，一边将舌头甩成像风车一样，一边冲向门口，用头撞门。门撞不开，就歪歪倒倒地走回来，再一头冲向门。再撞不开，就再歪歪倒倒地走回来，再度一头撞向门……反反覆覆，拼命急着想逃出房外。 　　高修幸灾乐祸地看了一会儿，才说： 　　‘好吧，放你出去，别再来啊！笨猫。’ 　　大提琴手将门打开，见花猫像一阵旋风似地从门缝一溜烟逃窜到萱草丛中后，不由得轻笑起来。然后，精神爽快地睡了一个好觉。 　 二 　　第二天晚上，高修又扛着黑色的大提琴包袱回家。依旧咕噜咕噜灌了一杯水后，再跟昨晚一样拉起琴来。不知不觉中就过了十二点，接着一点也过了，两点也过了，高修仍在练习拉琴。就在他拉得浑然忘我，也忘了时间时，屋顶上传来“叩”、“叩”的声响。 　　‘那死猫，还想来受罪啊！’ 　　高修刚吼完，一只灰色的鸟就从天花板的裂缝中飞进来。等鸟着地后，高修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只布谷鸟。 　　‘这回连鸟都来了！你来干嘛？’ 　　‘我来学习音乐的。’ 　　高修笑道： 　　‘音乐？你会唱的不是只有“布谷”、“布谷”这两个音吗？’ 　　布谷鸟一本正经地回说： 　　‘不错，只有两个音。但这两个音却很难很难的。’ 　　‘有什么难的？你们的歌啊，只是很难连续唱下去而已，唱法有什么难的？’ 　　‘正是这个唱法难啊。例如，这样唱的“布谷”，和这样唱的“布谷”，你听，是不是完全两样？’ 　　‘我听怎么完全一样？’ 　　‘那就是你没听懂啰。要是我们布谷鸟的同伴来听的话，一万句布谷就有一万种不同的声调喔。’ 　　‘那是你们布谷鸟家的事吧！既然你那么清楚，何必来找我？’ 　　‘因为我想学正确的Do Re Mi Fa音调。’ 　　‘什么Do Re Mi Fa？见你的大头鬼！’ 　　‘可是在出国之前我一定要学好！’ 　　‘我管你出不出国！’ 　　‘大师，拜托啦，教教我吧！你只要拉出这些音阶，我跟着唱就行了。’ 　　‘烦死了！好吧，就教你三遍，唱完后你马上给我走路。’ 　　高修拿起大提琴，叮叮咚咚调着琴弦，然后拉起Do Re Mi FA So La Si Do。布谷鸟一听，慌忙啪答啪答拍着翅膀说：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 　　‘你实在很啰唆。不然你唱唱看。’ 　　‘应该是这样的。’布谷鸟往前弓起身子，运足了气后，叫了一声： 　　‘布、谷。’ 　　‘什么玩意？这就是Do Re Mi Fa吗？对你们来说，Do Re Mi Fa跟第六交响曲大概都是一个样儿吧。’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最难的是将这两个音阶连续唱下去时。’ 　　‘是这样吧？’高修又拿起大提琴，连续拉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 　　布谷鸟高兴得很，从中途跟进，随着琴声唱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布谷鸟唱得很认真，拼命地蜷曲着身子，无休无止地唱着。 　　高修渐渐拉奏得手发酸了，只好停止拉琴吼道： 　　‘喂！你有完没完啊！’ 　　布谷鸟遗憾地扬起双眼，却仍恋恋不舍地唱着，唱到后来终于没劲，才“布、谷”、“布、谷”、“布、谷”、“布…”、“布…”、“布…”地停下来。 　　高修实在忍无可忍，催促着： 　　‘好啦！苯鸟！唱完了，该回去了！’ 　　‘拜托啦，请你再拉一次好不好？你好像认为你拉对了，可是我听起来就是有点不对劲呢。’ 　　‘什么？我还需要你教吗？还不快滚！’ 　　‘拜托拜托！，再一次就好！一次！’布谷鸟不断打躬作揖央求着。 　　‘好吧，那就再拉最后一次。’ 　　高修架起弓。布谷鸟呼出一口气说道： 　　‘最后一次就麻烦你拉长一点。’ 　　‘我真会被你烦死。’高修苦笑着开始拉起来。 　　布谷鸟也拼命地蜷曲着身子，认真得不可一世地跟着唱起： 　　‘布、谷！布、谷！布、谷！’ 　　高修起初拉得很心浮气躁，拉着拉着，竟渐渐感到或许布谷鸟唱的音阶跟真正的Do Re Mi Fa比较接近。而且愈拉愈觉得布谷鸟唱的比自己拉的正确。 　　‘不玩了！再拉下去，我真的会变成鸟！’高修嘎然止住琴声。 　　布谷鸟顿时像挨了一记闷棍似地晃了几晃，又像刚才那样“布、谷”、“布、谷”、“布、谷”、“布…”、“布…”、“布…”地停下来。然后哀怨地望着高修： 　　‘为什么要停下来？若是我们布谷鸟，即使再不争气的小子，也会不唱到喉咙出血绝不罢休的。’ 　　‘讲得跟真的一样。我没有闲工夫再跟你玩这种鬼把戏了。你走吧，你看天都快亮了。’高修指着窗外。 　　东方天际已出现了鱼肚白，一片片乌云正朝北方飞奔而去。 　　‘那就拉到天亮算了。再一次就好！不花多少时间的！’ 　　布谷鸟又鞠了个躬。 　　‘闭嘴！你简直是得寸进尺！笨鸟，再不走，小心我拔掉你的羽毛煮来当早餐吃！’ 　　高修狠狠跺了一下脚。 　　布谷鸟吃了一大惊，展翅往窗户飞去。却一头撞到玻璃上，跌落下来。 　　‘怎么去撞玻璃？傻瓜。’高修慌忙站起身，想打开窗子，不过这扇窗子本来就不是轻易一推就能打开的。正当高修用力推着窗子框时，布谷鸟又冲过来撞倒在地上。仔细一看，布谷鸟嘴角已渗出点点鲜血。 　　‘我这就帮你打开，别急！’ 　　高修刚把窗子推开两寸宽时，布谷鸟竟又站起身，两眼直盯着窗外的东方天空，一副这次非成功不可的气势，使出全身力气展翅扑到窗前。这次当然撞得比前两次重，布谷鸟摔倒在地上，无法动弹。 　　高修想抓住鸟从门口放出去，不料手刚伸出，布谷鸟竟又睁开双眼展翅飞起。而且竟然又是朝着窗子飞去。高修不假思索地抬脚往窗户一踢。窗玻璃被踢碎了两三块，然后发出很大声响，整片玻璃窗连框都掉到外面。布谷鸟如疾箭般，咻地从这片空荡的窗洞中飞出去了。它头也不回地往前飞，一直线地飞，最后终于不见踪影。高修在窗前看得目瞪口呆，一会儿，才回到房间角落顺势倒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三　 　　第三天晚上，高修依然拉着大提琴直到半夜，拉累了，正勺水喝时，门外又传来叩叩敲门声。 　　高修保持拿着杯子的姿势，心想，今晚不管是谁会来，绝对都要像昨晚对待布谷鸟那样，一开始就先给个下马威轰走对方。正当高修严阵以待时，门被微微打开，进来了一只小狸子。 　　高修过去将门敞开些，再用力跺了下脚大吼： 　　‘喂！狸子，你知道狸肉汤是用什么做的吗？’ 　　小狸子心不在焉地端坐在地上，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歪着头想了半天，才回说： 　　‘我不知道什么是狸肉汤。’ 　　高修望着它的表情，忍不住想捧腹大笑，却又故意板着脸说： 　　‘那我告诉你，狸肉汤就是啊，拿你这种小狸子加上甘蓝菜和盐巴，炖烂了给我这种人吃的东西。’ 　　小狸子感到很奇怪： 　　‘可是我爸爸告诉我说，高修是个大好人，一点也不可怕，叫我安心来跟你学习呢。’ 　　高修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爸爸叫你来学什么？我忙得很呢，而且困死了。’ 　　小狸子神气活现地往前踏出一步： 　　‘我是个小鼓手。我爸爸叫我来跟你的大提琴合奏。’ 　　‘哪有小鼓啊？’ 　　‘有啊！这个！’小狸子从背后伸出两根鼓棒。 　　‘用这个干什么？’ 　　‘请你拉一下“快乐的马车夫”。’ 　　‘什么是“快乐的马车夫”？是爵士乐吗？’ 　　‘这里有乐谱。’小狸子又从背后拿出一张乐谱。 　　高修接过来看后，笑道： 　　‘这曲子真怪。好吧，就拉拉看。你是要打小鼓吗？’ 　　高修不知道小狸子会怎样合奏，一边用眼角瞟着它，一边拉起琴来。 　　没想到小狸子竟然拿着鼓棒，在大提琴弦马下部和着拍子咚咚地敲打起来。而且打鼓技术还真不错，高修拉着拉着，渐渐感到这样合奏也很有意思。 　　拉完整个曲子后，小狸子歪着头想了半天，才像是找到问题般地问： 　　‘高修先生，你在拉这第二根弦的时候，怎么总是会慢半拍呢？好像故意要我栽跟斗似的。’ 　　高修心里一惊。他昨晚就发觉不论怎样敏捷地运指，第二根弦总是会慢半拍才发出声响。 　　‘你说的对，这琴是有问题。’高修有点悲哀地回道。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能不能请你再拉一次看看？’ 　　‘当然可以。’高修又重新拉起来。 　　小狸子仍像刚刚那样咚咚地敲打着鼓棒，只是时时弯下身把耳朵贴在琴上。整曲拉奏完毕后，天际东方也已泛白了。 　　‘啊，天亮了。谢谢你啊。’小狸子手忙脚乱地将鼓棒和乐谱往背上一背，用胶布贴牢后，再行了两三个礼，便匆匆跑出门外。 　　高修面迎着从昨夜踢破的窗口吹进来的晨风，呆愣了一会儿，才想到得在出门前睡一觉养养精神，赶忙一转身钻进被窝里。 　　四　 　　第四天晚上，高修依旧彻夜拉着琴，天快亮时，疲累得抱着琴打起瞌睡来。这时门外又传来敲叩声。声音细微得似有若无，只是高修已连续经验了几夜，再细微的声音也不会忽略，马上回说：‘进来。’ 　　于是，门缝中钻进来一只田鼠。身边还带着一只很小很小的小田鼠，一摇一摆地走过来。小田鼠小得只有橡皮擦那般大，高修不由得笑出来。田鼠妈妈不知道高修到底在笑什么，四下张望地来到高修面前，拿出一粒青色的栗子，放在地上，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开口： 　　‘医生，这孩子病得快死了，求求您大发慈悲救救它吧。’ 　　‘我哪有能力当医生啊？’高修有点不快地说。 　　田鼠妈妈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再斩钉截铁地说： 　　‘医生，您在说谎。您不是每晚都大显神通地医好了大家的病？’ 　　‘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医生啊，您别说笑嘛，就因为有您在，兔奶奶的病才治好了，小狸子的爸爸的病也好了，连那只坏心肠的猫头鹰，您不都也帮它治好了？如果您不肯医治这孩子，岂不是太无情了？’ 　　‘喂喂，你一定搞错了。我没有医治过猫头鹰的病啊，倒是小狸子昨晚真的来找过我，不过那也只是玩玩乐队的游戏而已啊。哈哈。’高修无可奈何地盯视着小田鼠笑道。 　　田鼠妈妈听后放声大哭起来： 　　‘哎呀，这孩子既然要生病，为什么不选早一点的时间呢？刚刚医生您不是还在呜呜拉个不停吗？怎么这孩子一生病您就停止了？而且我这样拜托您也不肯再拉，哎，这孩子实在苦命啊。’ 　　高修一听惊叫起来： 　　‘什么？你是说，只要我一拉大提琴，猫头鹰和兔子的病都会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田鼠妈妈举起一只手擦着眼泪回： 　　‘是啊，这附近的邻居们只要一生病，大家都会钻进您家的地板下来医病呢。’ 　　‘这样病就会治好？’ 　　‘是的。听说全身的血路都会被打通似的，很舒服很舒服。有的人当下就把病治好了，有的人是回家后才好的。’ 　　‘喔，原来如此。你是说，琴声嗡嗡作响，有按摩的作用，把你们的病都治好了？好，我懂了，我来医病吧！’ 　　高修转了转琴轃把弦调好，再伸手一把抓起小田鼠，放进大提琴的音孔里。 　　‘我也要跟在孩子身边！不管哪家医院都是妈妈陪在孩子身边的！’田鼠妈妈疯狂地扑上大提琴。 　　‘你也要进去啊？’高修抓起田鼠妈妈想让它钻进音孔里，可是却只能钻进半张脸。 　　田鼠妈妈挥舞着手脚，大声呼唤音孔里的孩子： 　　‘宝宝啊，你没事吗？着地的时候，有没有照妈妈平常教得那样，把脚并拢啊？’ 　　‘有啊，我做得很好。’小田鼠用小得如蚊子般的声音，在琴板底回答。 　　‘你放心好了，别再哭哭啼啼啦。’高修将田鼠妈妈放回地上，然后架上弓，嗡嗡隆隆地拉起狂想曲之类的曲子。 　　田鼠妈妈忧心如焚地聆听着琴声的音阶，听了一阵子后，终于忍不住开口： 　　‘够了！够了！请您放孩子出来吧！’ 　　‘这样就够了？’高修将琴斜倒，用手掌贴在音孔上。不一会儿，小田鼠即溜了出来。 　　高修不发一语地将小田鼠放到地上。只见小田鼠紧闭着双眼，浑身发着抖。 　　‘感觉怎样？有没有好一点了？’ 　　小田鼠仍不应声，依旧紧闭着双眼，浑身发着抖。过一会儿，才出其不意地跳起来在房里跑动着。 　　‘啊，好了！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田鼠妈妈跟在小田鼠后面跑了一阵子，再来到高修面前，捣蒜般地不停地行礼：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一连说了十句。 　　高修见状，心头不禁萌生一股怜意： 　　‘喂，你们吃不吃面包？’ 　　田鼠妈妈吓了一跳，张望着四周后说： 　　‘没吃过，虽然听说面包是那种用面粉和过后，再揉一揉，蒸一蒸，就会膨胀得又松又软又好吃的东西，可是即使不是，我们也从未光顾过您的碗橱，更何况今天受了您这样大的恩惠，哪敢再来搬动您的东西呢？’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问你们吃不吃面包。看来是吃啰。等一下，我去拿面包给这个闹肚子的小家伙。’ 　　高修放下大提琴，从碗橱里撕下一块面包，搁在田鼠们面前。 　　田鼠妈妈高兴得又哭又笑，不断行礼道谢，再小心翼翼地衔起面包，让小田鼠走在前面，才双双告辞离去。 　　‘啊……，跟田鼠讲话也真累人。’ 　　高修顺势摔倒在床上，随即呼呼打起鼾声。 　　五　 　　六天之后的夜晚。金星乐团的团员们，个个满面红潮地抱着自己的乐器，从镇公馆礼堂的舞台上退到幕后，鱼贯地走进礼堂后的休息室里。他们终于成功地演奏完第六交响曲了。 　　如雷的掌声依然在礼堂内回响。指挥双手插在口袋中，一副不在乎掌声的神情，悠闲地在团员之间踱着步子。其实他心里高兴得不可言喻。团员们有的叼起香烟、擦起火柴，有的将自己的乐器放回到匣子中。 　　礼堂里的掌声仍在持续着。而且愈拍愈大声，最后竟形成一股不可收拾的吓人声浪。胸前别着白色缎带的司仪走进来： 　　‘听众们在要求安可，能不能请你们出去再演奏首小曲子？’ 　　指挥板着脸回说： 　　‘不行啊，奏完这种大曲子之后，我们没办法再奏出任何能让我们自己满足的曲子。’ 　　‘那就请指挥出去谢个幕吧！’ 　　‘不行。喂，高修，你出去给他们拉一首吧！’ 　　‘我吗？’高修目瞪口呆地问。 　　‘正是你！正是你！’团里小提琴拉得最好的人，突然仰起脸来叫道。 　　‘对啊，快去啊。’指挥催促着。 　　其他人也将大提琴硬塞在高修手中，门一开，便把高修推到舞台上。高修抱着他那只穿孔的大提琴，不知该如何是好。上了舞台，只见观众们掌声愈拍愈响亮，甚至有人在大声欢呼。 　　‘真是欺人太甚！好！我就拉印度猎虎给你们听。’高修镇定地走向舞台中央。 　　然后，一如大花猫来访的那天晚上，高修像一头怒发冲冠的大象，狠狠地拉出印度猎虎曲。台下鸭雀无声，听众们都全神贯注地在聆听着演奏。 　　高修一个劲儿地埋头拉着。拉过了令花猫痛苦得迸出火星那一段，也拉过了令花猫不停一头撞向房门那一段。 　　整首曲子拉完后，高修瞧也不瞧台下一眼，抱着大提琴，像那天急着想逃出屋外的花猫一样，飞快地遁入幕后。 　　进入休息室后，高修发现众团员们，包括指挥，竟像遭到火灾般，目不转睛地呆坐在各自的椅子上。高修自暴自弃地匆匆穿过众人之间，来到最里边的长椅子前，一屁股坐下来，就翘起了二郎腿。 　　岂知，众人竟又不约而同地转过脸来，直直地望着高修。而且个个表情都认真严肃，看不出有丝毫在取笑高修的样子。 　　‘今晚真是奇怪。’高修心中暗忖。 　　没想到指挥竟站起来说道： 　　‘高修，太棒了！虽然那只是首流行音乐，但我们都听得入神了。只不过一个星期至十天左右的工夫，你竟然能拉得这么好。今晚的你跟十天前的你比起来，简直有婴儿与士兵之别。可见只要肯去做，任何事都能办得到的。对不对？高修！’ 　　其他人也站起来，纷纷走过来说： 　　‘太棒了！’ 　　指挥在众人后头加了一句： 　　‘要不是高修身子硬，才禁得起这种苦练。普通人啊，恐怕早死了。’ 　　这天夜晚，高修又是很晚才回到家。 　　照例先灌了一杯水，才打开窗户，遥望着布谷鸟曾飞去的远方上空，喃喃说道： 　　‘啊，布谷鸟，那天真是对不起你啊，其实我那天不是在生你的气的。’ 　 ============================================================== 高修：原文为法文，意谓拙笨、歪斜，宫泽贤治将之拿来当人名。 电影院乐团：当时的电影是无声电影，因此音乐由乐团配合著银幕中的情节进行。 印度猎虎曲：昭和初期流行的舞曲，原名为Hunting Tigers out in Indish。 　

不习惯

不习惯每天拉窗帘，就让天这么一直亮着。人们为什么需要窗帘？因为有隐私，要守住自己那点自然资源，不能让别人不付费就占有了。可是我的屋里加上我在内，都是过气文人的过期作品，没什么值得藏着掖着的。我的窗口在八楼，对着学校的courtyard, 根本不存在被别人偷窥的可能性。但是今天去洗澡，却感觉被人偷窥了一回。事情是这样的，公共女子浴室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存在严重的卫生问题，这主要是由头发引起的。女生的头发长而且总是掉，所以很快就会引起下水道的堵塞。因此，有个好心的同学在浴室的墙上贴了一幅画，希望大家在沐浴之后清理地面，将头发弄干净。用意挺好的，但是倒霉就倒霉在她用了一幅健美的男子网球运动员的头像来表达这番看法。在网球美男灼人的目光之下更衣，心里真有的发麻。嗯，这算不算是性骚扰呢？

昨天和朋友吃饭，有个人提到去参加帕金汉瑜伽课，就是那个在高温的教室里冒汗练劈叉的那种瑜伽。我轻轻地在一边感叹，青年男女在高温之下共处一室，这岂不是有杨过和小龙女再世的嫌疑？或者重蹈江小鱼和萧咪咪的覆辙？俗话说得好，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企有将自己投入来历不明的高温的道理？有人笑道，说啥子笑话，在那个温度下，那味道能闻吗？恶心还来不及呢！

昨天晚上睡不着，看高畑勳的《大提琴手》。“《大提琴手》這部動畫也是高畑勳的代表作之一，其中顯然也寄託了高畑勳“藝術至不易”的心聲”。 简单到了极点的故事，一个年轻的、乡下大提琴手，在乐团总是受到指挥的揶揄。他回到乡间的小屋，不眠不休的苦练。结果连着几个晚上，会说话的猫咪、布谷鸟、浣熊和老鼠母子都来找他。那猫不仅精通音律，还有听着音乐发疯的毛病，因此大提琴手演奏《印度猎虎》来折磨它，让它上窜下跳，不得安宁。布谷鸟一定要在出国前学会音阶，为此大提琴手从单调的定音中感悟到了贝多芬的真谛。小獾熊让大提琴手帮它练习节奏，从中大提琴手终于找到了演奏的节奏。老鼠妈妈让大提琴手用音乐来给自己的孩子按摩，原来田野里的动物们夜里都会到大提琴手的窗外来聆听，治愈自己的疾病。经过不断地练习，大提琴手的演奏得到了指挥和观众的赞赏，他又回到自己的小屋为动物们演奏。整部作品穿插着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清新自然，幽默风趣。叙事流畅，整部作品不拖泥带水，将日本农村恬美的自然景色和音乐优雅的结合起来。故事的作者是宮澤賢治，他对自然的感受力深刻，总能聆听到我们所忽视的天籁之声。《大提琴手》是他对自然音乐的礼赞，它恢复了我们对自然的信仰和崇拜。当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时候，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就是这么简单。

执著的两端

昨天到中央公园去踏青，结果冻得够呛。一个星期的阴雨连绵搞的草坪上到处积水，我们趟过去的时候感觉像是走在长征的路上。美国人民继续在过着他们的甜蜜生活，带着孩子溜狗，在草坪上玩橄榄球，他们是什么天气都敢穿这短袖短裤的傻小子们。孤独的老年人在长椅上坐着，带着自己的小狗和回忆，从黑超墨镜的后面看红尘过往。大家都忙活着享受星期六下午无所事事的时光，包括那些疯狂地锻炼着自己的身体和意志的跑步者和骑自行车的人。

太冷了，我们只好跑到大都会博物馆里去暖和暖和。大厅里照例摆满了鲜花，理论上春天到了，插的是白色的桃花。这里永远拥挤而热闹，大家操着各国英语问路和买票，警卫们睁着惺忪的睡眼无精打采地检查行人的背包，衣帽间的大叔们喜欢和年轻的小姑娘们打情骂俏，父母们则追着自己的孩子告诫他们不可以到处乱摸。

从埃及穿行到欧洲绘画，本来是要去看蒂夫尼的展览，结果无缘无故的撞上了De La Tour 的Penitent Magdalene （德拉图尔《谦卑的马德琳娜》）。由于那风靡一时的电影《离婚》，大家对德拉图尔的兴趣大增。大都会收藏了不少德拉图尔的作品，只是我从来没注意过它们。因为法国和荷兰文艺复兴后期的作品正好在西班牙收藏的旁边，每一次我都是直接奔向El Greco去顶礼膜拜，没时间看别的作品。大都会收藏了View of Toledo 和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Temple 以及许多El Greco的作品。El Greco一向被视为他同时代艺术家中的另类，他的作品好像超越了时间300年，直接对毕加索和波洛克产生影响。我对他一向抱有特殊的好感，我觉得西班牙绘画传统总是有那么一点疯狂的味道在里面让人着迷。

昨天从El Greco的展示出来，立刻被Penitent Magdalene所吸引。德拉图尔继承了意大利艺术家卡拉瓦乔的传统，对光线的使用出神入化。而他最独特之处是对夜晚光线变化的捕捉，他的传世名作多是表现夜晚室内人物的作品。他曾经以抹大拉的马德琳娜为主题创作了四幅作品（有趣的是这几天在阅读科略特的《十一分钟》，开头也是引用《圣经》中马德琳娜的故事）。大都会拥有的这一幅《谦卑的马德琳娜》描绘了马德琳娜在夜晚独自面对梳妆台，双手抚摸着骷髅，在烛光下思考。她身着白色的纱衣，红色的长裙，双目注视着镜子的方向，虔敬而圣洁。这幅画充满了传统艺术中的象征性符号，镜子代表尘世的虚荣，骷髅表明人类必死的命运，烛光隐喻理性智慧的启蒙，而马德琳娜则是受到启发放弃了尘世荣华富贵、追随宗教信仰的代表。这些符号放在一起凑成了独特的意向。马德琳娜坐在镜前，但是镜子中却没有她的影子，相反的只有烛光的倒影；而她手中的骷髅让人联想到红粉骷髅，即尘世生活的腐朽和易逝。德拉图尔用他所擅长的光线对比，创造出一种奇特的效果，仿佛马德琳娜存在于两个世界当中，她的肉体在此世而她的精神已经出离了她的肉体，融入了烛光之中。 整幅作品出人意料的简单，删去了一切反复的细节，追求的是对内心的思索和反省。

与德拉图尔超凡脱俗的宗教作品相对，蒂夫尼追求极度的现世感官享受。生活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在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初，蒂夫尼创造出一种美国意义上的精致生活图景。他不仅用自己的创作为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服务，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地试验一种文明滥觞以后的奢侈生活。他在72街和麦迪逊大道上的工作室据说就是当时社交界的缩影，以其装饰的豪华而闻名。蒂夫尼家族以制作铅玻璃作品而发迹，后来发展到室内设计的许多方面，包括首饰的创作。他吸收了东方艺术的许多元素，尤其是阿拉伯、印度和日本的装饰艺术，创造出一种视觉上极具冲击效果的作品。他使用镶嵌玻璃为元素，但是远远超出了以往作品的束缚，他的许多作品具有水彩和油画的效果，甚至马赛克的效果。他将室内装饰从建筑物从属物的地位解放出来，再次将它们放到艺术品的地位，成为独立于建筑物的作品。

蒂夫尼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具有装饰艺术味道的美，这种美是夸张地、醒目地、自恋的、肉体的、尘世的美。他反对简单，刻意强调设计的繁复；他反对单色，特意强调颜色的复杂对比和映衬；他甚至反对实用性，他的设计从工业设计中摆脱出来，强调手工，因此应该作为艺术品而存在。他追求技术，仅仅是因为新的技术可以更好的表达出他艺术上的观点。为了实现他的想法，他把自己在长岛上的别墅变成了一件整体艺术品。从建筑的设计到装饰，一丝不苟地贯彻了他的理想。他在1914年举办的“孔雀晚宴”就他的艺术理想推到了极致，即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