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四川好人

《四川好人》（The Good Person of Sechuan）是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创作的戏剧，创作完成于1943年，在瑞士的苏黎世首映，该剧和作者同期创作的很多其他戏剧一样，被认为是叙事剧（epic theatre）的代表。我小的时候看过两次，第一次是在英国使馆文化处，看老外演的；另一次是在电视上，看了川剧的版本。 -------------------- 根据《新世界周刊》的介绍《四川好人》“一部以中国南方作为故事背景，一部取材于元杂剧的作品。《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虚构了3个神仙下凡寻找“好人”，结果找到一个贫苦的底层妓女沈黛，并给她一些银元开了家店铺。沈黛的乐善好施很快导致了经营的困难。她受别人启发戴上了一副面具，化装成“表哥”隋达来剥削工人，又用得到的钱接济穷人。隋达代表剥削，沈黛象征善良，然而在人们眼中水火不容的“恶”与“善”竟然相得益彰地融于一个人身上，人们咒骂夺走他们财产的隋达，却又用着相同的伎俩迫害吃不饱饭的沈黛，但这些可怜又可悲的大众呢?他们吃不饱，又要求他们讲什么道德?布莱希特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好人的困境?依靠隋达的铁腕，还是沈黛的道德，或者干脆就这样互补分裂?答案印证在了社会的变革之上。神仙们做不了的事靠谁才能办到?答案是：这世界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靠的是人们自己!于是布莱斯特说“先要吃饱，再讲道德。” ---------------- 根据维基词典的评论，“Brecht's strong belief in Marxist doctrine is made evident through the play as he attempts to redefine contemporary morality and altruism in strong economic terms. Absolute Altruism, i.e. a moral code of unconditional giving with no return, is put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Shen Teh's capitalist society of exploitation, the implication being that economic systems dictate morality. Brecht further underlines the sexual undertones of capitalism by having the former prostitute Shen Teh adopt a male alter-ego, a phallic personality capable of exerting influence and taking what he needs. According to Brecht, under such a society,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without also taking. The implied solution, for which Brecht w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is a marxist/communist society in which, through na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interdependence, all altruism goes to serve both the whole and the individual.” ----------------- 如果说孟京辉是布莱希特“Epic Theatre”形式在中国的直接继承人，那么贾樟柯的新片《三峡好人》可以说是对于《四川好人》精神的致敬。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重新组合了布莱希特的叙事，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于阶级的剥夺，转化成三峡拆迁过程中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夺。影片中有两条主线，农民矿工韩三明到奉节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以及同样来自山西的女护士沈红寻找自己的丈夫郭斌。其中沈红的故事完全与《四川好人》中沈黛的故事相对应。沈红是女性美德的代表，在家里苦等到三峡务工的丈夫的消息，在两年没有音讯以后，一个人到奉节来找丈夫。这个形象与沈黛相仿，是顺从美德的化身。她的丈夫郭斌，完全是沈黛的另一个化身隋达，他变成了厦门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与总经理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他支使手下人对拆迁户大打出手，粗暴地掠夺着拆迁过程中的利益。与布莱希特不同的是，《三峡好人》里面没有神仙（非自然的力量）的介入，两个人关系的破裂被描绘成混乱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同时，贾樟柯将布莱希特所创造的双重人格的人物彻底解构成了两个人，这也预示着在当下的社会中，这两个角色彻底失去了统一的可能性，只能作为对立而且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从一个角度来说，传统的、稳定的家庭结构，在三峡拆迁这样强大的社会动荡之前，变得脆弱和不值一提。在拆迁中破裂的不仅仅是当地移民的家庭，例如韩三明曾经向其打听消息的中年女子的家，也包括外来打工者的家庭，比如沈红的家庭。两千年的古城要在两年中拆完，所谓的政治正确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民权被践踏，当地人的反应可以用剧中唐人阁旅店的何老板的反映来概括，“要拆也要和我打个招呼来着！”平头小民的无奈和抗争，在国家强制力的面前是渺小的，到处可见的标语，“三峡三期水位，156.5米”，仿佛巨大的、看不见的国家的手，将剧中的各色人等抛向不可知的命运。有趣的是，剧中几次提到周润发和他所创造的角色，无论是客店里无厘头的小混混，还是韩三明最终为之送终的小马哥，都以为自己可以在乱世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最终小马哥被对手埋在砖头瓦砾堆中再也没有机会醒来，他虽然与制度合作（充当郭斌手下的打手），但是最终还是被制度所吞没。他手机所播放的彩铃，《上海滩》的主题曲，成了他自己的墓志铭。 --------------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三峡好人》将《四川好人》中所蕴含的性别悲剧加以扩展和深化。在《四川好人》当中，沈黛/隋达的重叠是由于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因此女性不得不借用男性的形象来生存。而在《三峡好人》当中，女性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韩三明的老婆麻幺妹在生孩子不久就被当地公安机关（同样是国家强制力）从山西解救回四川。但是她没有能力自己生存，被哥哥抵给跑船的老板。同样的，韩三明碰到的中年妇女由于丈夫受伤失去了劳动能力，不得不沦为娼妓。在影片最后，夫妇二人赖以栖居的房子被拆毁，那个女子才不得不鼓起勇气去广东。三峡拆迁带来的不是主动的人生改观，而是混乱和无序，是人性的的一曲悲歌。 -------------- 抛开影片的艺术性不论，《三峡好人》的确延伸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即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一个升斗小民如何使自己的生存成为可能。对于这一点，布莱希特的回答是“先要吃饱，再讲道德”。贾樟柯的回答是“给我一年时间，俄先回去挣钱”。但是对于在吃饱过程中社会道德的瓦解，无论是布莱希特还是贾樟柯都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李一凡的纪录片《淹没》讲述了三峡库区中一个村镇搬迁的过程，同样的，这部影片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双重的摧毁过程，即城市乡村的毁灭和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李一凡的作品还进一步指出拆迁的过程没有弱化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加剧了农民的被剥夺。所谓好人，以及对好人的寻找，归根结底是对于新的社会秩序和新道德的呼唤，但是这三部作品无一例外的给出了非常消极的答案。用崔建的话来说，“不是我不知道，这世界变化快”。谁该对这剧烈变化的社会秩序负责？ ----------------- 回国这两个星期看电视的感受是国内的电视剧已经沦丧到了“笑贫不笑娼”的地步，对于社会丑陋现象的揭露（例如包二奶）变成了“理解的同情”，例如《婆家娘家》。各种平面媒体，例如《万象》、《精品购物指南》，以及形形色色的畅销书，都以白骨精为对象，营造了一个散发着糜烂香气的小资世界。其实，只要走到大街上，三五步之间就可以看到一个俯卧在地上乞讨的老年人或者残疾人。在三九天的北京街头，小资们正在一边谈论着贾樟柯、一边对乞丐熟视无睹，因为这两件事都很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