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5日星期三
Hong Kong University
SOHO小报之四—远离海洋的鱼
和香港的蜜月似乎就要结束了，抽空跑到海洋公园去领略港岛南端的景色。海洋公园建在大树榕，1977年建成，今年刚好是30周年。过去的游客主要是 本港的居民，而现在的游客，主要是大陆的旅行团和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看着来自安庆、锦州、宁波、铁岭的游客挤满了Ocean Park，我的确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感觉。香港的经济一向是由内地的经济所支撑，但是，从来没有像旅游业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
和在美国参观过的几个海洋公园相比，这个公园有点让我难过。公园建在山顶上，是通过凿山平地所修筑的，因此，要坐缆车才能到达海洋馆。这些海洋动物现在不是住在海边，而是住在山里。这里，缺乏一种对动物的基本尊重。和在港岛生活的香港人一样，这里动物的生活环境极为狭窄，单位面积里的动物数量极大。除了大熊猫，其他动物的生活条件极为窘迫。海洋馆里的大蓄水池里，生活了成百上千条鱼和其他海洋生物。蓄水池的狭小，使得它们一团一团的拥挤在一起。海洋公园的理念似乎是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见识最多的动物，这就决定了动物们的生存环境不可能很宽阔。这些被剥夺了海洋的动物，本来就很可怜。现在，它们甚至连自己被剥夺了这件事也不记得了。水母的生命只有三个月，这些在海洋公园长大的水母们，大概以为自己长大的环境就是应该充满了噪音和恐怖的闪光。我为它们的生命感到悲哀。
别以为大熊猫就能好到哪儿去。毕竟仍然是动物，而不是主人。高高的玻璃幕墙后面，我看到的是它们在寂寞的吃喝和沉睡。二十岁的大熊猫已经没有什么活力了，和那两只两岁的小熊猫相比，它们已经厌倦了被万人瞩目的生活，但是它们已经被判处了终身监禁，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它们摆脱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操着各地语言的同胞们前赴后继地到香港来烧钱（门票加上共车票，共计230港元），他们争先恐后地在缆车线路前加三，不计后果地用闪光灯对着脆弱的鱼类拍照，看着他们，我觉得有点害怕。人与人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距离，这种感觉让我极为不舒服。按理说，这些人和我有着共同的国家，是我的血中之血，和我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但是，我对他们除了怜悯和同情，似乎没有更多的通感和体恤之情。他们对动物很残酷，看着海洋馆的鱼类，议论它们的味道如何；对着弱小的水母，用超强的闪光灯拍照。我不是在谴责他们，而是难以理解他们。似乎金钱并没有使他们变得宽容和仁慈，他们仍然按照弱肉强食的逻辑生存。
在等待缆车的四十分钟里，我反复地思索着我和他们的共同点在那里，以及我回中国工作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海洋公园的3个小时，让我对自己的同胞产生了完全负面的认识。当我被他们拥挤着被迫向前进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条脱离了海洋的鱼，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审视、被检查、被批评。我现在感到不舒服，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不同的环境。有一天，我会不会变的麻痹，对这些都充耳不闻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海洋登陆呢？这个，曾经是总鳍鱼的问题，现在是我的问题。
我们的十年
晚上和朋友吃饭，两个人就着一只美味的沙田乳鸽和一条鲜嫩的石斑鱼，回顾了过去十年来经历的奇闻轶事，好像是两个海客在谈论瀛洲。聊着聊着，突然有点悲从中来，原来自己的同学朋友们已经混到了大学的系主任或者证券公司的高层，而我们，除了一纸文凭，似乎什么也没有。从1997年那个少不经事的大学生，到现在走过了千山万水的我们，这个中间的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等车的二十分钟里，我反复捉摸着这个问题。坐上了103路公车，双层汽车在石头水泥的丛林中飞行，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我对朋友说，我们的这十年都用在寻找那个想象中的异乡了。一开始，千山万水是我们追寻自己梦想的道路，最后，这道路就变成了梦想本身。看过了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我们才更加珍惜当下这个时刻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所遇到的这些人和所经历的这些事。
我们穿过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去找另一个朋友。对面走过来一些年轻人，刚出炉的大学毕业生，正抱着小熊、穿着学士服照相。夜里的水汽迷茫，看不清他们的面貌，恍然间就像是十年前的自己对着我们走了过来。我很像走过去，和那几个年轻人打个招呼，告诉他们，未来的十年将如白驹过隙，转瞬而逝。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有的人总会比较幸运，而有的人，因为贪恋路上的风景—一如我们—难免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找到自己所追求的生活。用十年的时间来明白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似乎有点浪费。可是，那些我们做过的路是我们的见证—我们曾经年轻过。
2007年12月4日星期二
SOHO小报之三—香港的虚与实
在香港盘桓了6天，最初感到很迷惑。怎么香港人并不如小说和电影里那样生活？街上怎么没有古惑仔？廉政公署怎么不天天出来捕人？为什么没有在街上碰到张柏芝购物？甚至连电视新闻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城中的话题似乎不外乎是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竞选港岛区议员的“太太的政治和茶杯里的风波”。渐渐地，发现香港人一如我们一般生活。学生们在忙着毕业（香港的毕业典礼在12月），港铁在忙着和其他几家铁路公司合并，闲人们在忙着炒股，每天地铁上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菲佣带着孩子们上下学。除了在太平山顶看风景，大多数人的生活其实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生活。
最令我感动的，似乎不是山顶的豪宅和从尖沙嘴看到的美轮美奂的港岛夜景，而是那些辛劳工作的香港劳工阶层。中环固然令人印象深刻，那些名牌店也非常诱人，但是我的目光却总是注意到那些从事最低级劳动、任劳任怨的港人、大陆人和菲律宾劳工。香港以填海造地而闻名，那些在沙田为香港科技园填海的工人、那些在中环和西环为港岛扩张而工作的填海人，其实是香港的普通人。
如果你从油麻地转到庙街，看到的是一片萧条的景色，过去知名的夜市区，现在已经输给了迅速发展的铜锣湾、沙田新界和尖沙嘴。零星散布的小吃店里，上了年纪的师傅们在挥汗做饭。附近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出来收集可回收垃圾的老年人。在香港的几天里，我仅仅碰到一个了一个乞讨的人。那个残疾人坐在天星小轮的码头上看《星岛日报》，顺便乞讨。据说，香港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都市之一，这里的小吃店和酒店，都会开到半夜之后。一般人生活中的种种方便，其实是由他人的延长的工作日所提供的。
香港的大学老师们的辛苦，也令我汗颜。前面提到，即使是有了终身教职的教授，周末也经常到学校里来加班。因为是教育学院，很多课程开始在晚间和周末，多数教师的工作负担是一个学期2至三门课，如果是讲师，可能开设的课程更多。此外，教授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指导研究生，他们对大陆学生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进行自己的研究和发表论文。我看了看我同学的日程表，在学期结束的最后一个礼拜，要完成两篇合作论文，写两个研究计划书，提交一门新课的计划，同时完成三门研究生课程期末论文的评分。这个真是非人的生活啊。
香港人家会雇佣菲律宾人，港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3800港元一个月，因此，多数菲佣就靠着这么多收入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一般港人收入大概有3-4万港币）。菲佣看起来和一般广东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的菲律宾语里面经常夹杂着西班牙语，听起来很奇怪。我不知道在港工作的菲佣有多少，但是每到周日，他们唯一的休息日，他们就会成群结队的出来，到教堂做礼拜，然后聚集在港岛的中环和香港公园附近。我们在中银大厦附近看到了成百上千的菲佣，她们挤在大厦一层的空地上，席地而坐，主要是在打牌和聊天。菲佣主要是未婚和已婚的妇女，有的看起来很漂亮，周末的聚会似乎除了消遣的功能，也兼有其他的社会功能，比如找工作。一到周末，中环附近的几条街就变成了步行街，国际名牌店的门口坐满了菲佣。甚至有一些菲律宾的草台班子艺人赶来演出，拎着音箱和话筒，在一圈一圈的菲佣中间唱歌讨彩。香港人似乎不以为杵，特地在立法会附近划出地面让他们来聚会。我觉得自己好像到了纽约的西班牙裔人的聚居区，那里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周末聚会。任何国际化的大都会都是建立在廉价的外国劳工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可能是建立在外地劳工的基础之上。
这些香港的片断似乎改写了我对香港的认识。香港对于我来说，不再是浅水湾的名人和半岛酒店的咖啡，或者陆佑堂里面的谈情说爱，它变成了一座呼吸着的城市。这些观察不过是个路人的素描，香港真正的滋味恐怕只有那些久居此地的人才能体会的吧。昨天碰到一个在港生活了25年的美国老师，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用普通话，我用英语来聊各自的学术兴趣，这种事，大概只有在香港才会发生。突然想到过去读到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在一个国家呆久了，即使是一个外国人，也会逐渐失去她的foreignness，而逐渐变成本土人。香港似乎是具有这样魔力的城市，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变成香港人—能够24小时不间断工作，同时保护占港岛80%面积的绿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