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四川好人

《四川好人》（The Good Person of Sechuan）是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创作的戏剧，创作完成于1943年，在瑞士的苏黎世首映，该剧和作者同期创作的很多其他戏剧一样，被认为是叙事剧（epic theatre）的代表。我小的时候看过两次，第一次是在英国使馆文化处，看老外演的；另一次是在电视上，看了川剧的版本。 -------------------- 根据《新世界周刊》的介绍《四川好人》“一部以中国南方作为故事背景，一部取材于元杂剧的作品。《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虚构了3个神仙下凡寻找“好人”，结果找到一个贫苦的底层妓女沈黛，并给她一些银元开了家店铺。沈黛的乐善好施很快导致了经营的困难。她受别人启发戴上了一副面具，化装成“表哥”隋达来剥削工人，又用得到的钱接济穷人。隋达代表剥削，沈黛象征善良，然而在人们眼中水火不容的“恶”与“善”竟然相得益彰地融于一个人身上，人们咒骂夺走他们财产的隋达，却又用着相同的伎俩迫害吃不饱饭的沈黛，但这些可怜又可悲的大众呢?他们吃不饱，又要求他们讲什么道德?布莱希特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好人的困境?依靠隋达的铁腕，还是沈黛的道德，或者干脆就这样互补分裂?答案印证在了社会的变革之上。神仙们做不了的事靠谁才能办到?答案是：这世界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靠的是人们自己!于是布莱斯特说“先要吃饱，再讲道德。” ---------------- 根据维基词典的评论，“Brecht's strong belief in Marxist doctrine is made evident through the play as he attempts to redefine contemporary morality and altruism in strong economic terms. Absolute Altruism, i.e. a moral code of unconditional giving with no return, is put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Shen Teh's capitalist society of exploitation, the implication being that economic systems dictate morality. Brecht further underlines the sexual undertones of capitalism by having the former prostitute Shen Teh adopt a male alter-ego, a phallic personality capable of exerting influence and taking what he needs. According to Brecht, under such a society,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without also taking. The implied solution, for which Brecht w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is a marxist/communist society in which, through na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interdependence, all altruism goes to serve both the whole and the individual.” ----------------- 如果说孟京辉是布莱希特“Epic Theatre”形式在中国的直接继承人，那么贾樟柯的新片《三峡好人》可以说是对于《四川好人》精神的致敬。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重新组合了布莱希特的叙事，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于阶级的剥夺，转化成三峡拆迁过程中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剥夺。影片中有两条主线，农民矿工韩三明到奉节寻找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以及同样来自山西的女护士沈红寻找自己的丈夫郭斌。其中沈红的故事完全与《四川好人》中沈黛的故事相对应。沈红是女性美德的代表，在家里苦等到三峡务工的丈夫的消息，在两年没有音讯以后，一个人到奉节来找丈夫。这个形象与沈黛相仿，是顺从美德的化身。她的丈夫郭斌，完全是沈黛的另一个化身隋达，他变成了厦门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与总经理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他支使手下人对拆迁户大打出手，粗暴地掠夺着拆迁过程中的利益。与布莱希特不同的是，《三峡好人》里面没有神仙（非自然的力量）的介入，两个人关系的破裂被描绘成混乱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同时，贾樟柯将布莱希特所创造的双重人格的人物彻底解构成了两个人，这也预示着在当下的社会中，这两个角色彻底失去了统一的可能性，只能作为对立而且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从一个角度来说，传统的、稳定的家庭结构，在三峡拆迁这样强大的社会动荡之前，变得脆弱和不值一提。在拆迁中破裂的不仅仅是当地移民的家庭，例如韩三明曾经向其打听消息的中年女子的家，也包括外来打工者的家庭，比如沈红的家庭。两千年的古城要在两年中拆完，所谓的政治正确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民权被践踏，当地人的反应可以用剧中唐人阁旅店的何老板的反映来概括，“要拆也要和我打个招呼来着！”平头小民的无奈和抗争，在国家强制力的面前是渺小的，到处可见的标语，“三峡三期水位，156.5米”，仿佛巨大的、看不见的国家的手，将剧中的各色人等抛向不可知的命运。有趣的是，剧中几次提到周润发和他所创造的角色，无论是客店里无厘头的小混混，还是韩三明最终为之送终的小马哥，都以为自己可以在乱世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最终小马哥被对手埋在砖头瓦砾堆中再也没有机会醒来，他虽然与制度合作（充当郭斌手下的打手），但是最终还是被制度所吞没。他手机所播放的彩铃，《上海滩》的主题曲，成了他自己的墓志铭。 --------------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三峡好人》将《四川好人》中所蕴含的性别悲剧加以扩展和深化。在《四川好人》当中，沈黛/隋达的重叠是由于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因此女性不得不借用男性的形象来生存。而在《三峡好人》当中，女性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韩三明的老婆麻幺妹在生孩子不久就被当地公安机关（同样是国家强制力）从山西解救回四川。但是她没有能力自己生存，被哥哥抵给跑船的老板。同样的，韩三明碰到的中年妇女由于丈夫受伤失去了劳动能力，不得不沦为娼妓。在影片最后，夫妇二人赖以栖居的房子被拆毁，那个女子才不得不鼓起勇气去广东。三峡拆迁带来的不是主动的人生改观，而是混乱和无序，是人性的的一曲悲歌。 -------------- 抛开影片的艺术性不论，《三峡好人》的确延伸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即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一个升斗小民如何使自己的生存成为可能。对于这一点，布莱希特的回答是“先要吃饱，再讲道德”。贾樟柯的回答是“给我一年时间，俄先回去挣钱”。但是对于在吃饱过程中社会道德的瓦解，无论是布莱希特还是贾樟柯都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李一凡的纪录片《淹没》讲述了三峡库区中一个村镇搬迁的过程，同样的，这部影片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双重的摧毁过程，即城市乡村的毁灭和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李一凡的作品还进一步指出拆迁的过程没有弱化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加剧了农民的被剥夺。所谓好人，以及对好人的寻找，归根结底是对于新的社会秩序和新道德的呼唤，但是这三部作品无一例外的给出了非常消极的答案。用崔建的话来说，“不是我不知道，这世界变化快”。谁该对这剧烈变化的社会秩序负责？ ----------------- 回国这两个星期看电视的感受是国内的电视剧已经沦丧到了“笑贫不笑娼”的地步，对于社会丑陋现象的揭露（例如包二奶）变成了“理解的同情”，例如《婆家娘家》。各种平面媒体，例如《万象》、《精品购物指南》，以及形形色色的畅销书，都以白骨精为对象，营造了一个散发着糜烂香气的小资世界。其实，只要走到大街上，三五步之间就可以看到一个俯卧在地上乞讨的老年人或者残疾人。在三九天的北京街头，小资们正在一边谈论着贾樟柯、一边对乞丐熟视无睹，因为这两件事都很时髦。

向左走，向右走

昨天才从著名的纽瓦克机场回家，经过了14个小时的飞行，累得跟孙子似的。这机场不为别的著名，入关的速度之慢可称为全美第一。排了半天的队，见到不少人被边境警察拎了出去，叫到里面的房间去问话，而且一个个都是有去无回啊! 想想我们的样子也真够操蛋的，一个个都红肿着熊猫眼，满脸都是哈喇子的印子，怀揣着各国的通关文碟，在美国民主主义共和国火眼精精的警察面前，散发着恐怖主义分子的气息。奇怪的是文化水平普遍不是太高的警察们居然能够听懂各国人民的英语或者母语，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警察也不赖。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境的时候，我就目睹一个老外和一个北京口音的小警察一唱一和，用英语和汉语对话，似乎两个人都没有觉得别扭。顺便说一句，经过反复而慎重的思考，我还是建议首都国际机场改名为毛泽东国际机场，这名字多响亮，“Chairman Mao International Airport”，让每个到达中国的外国人都感受到一点真正的异国情调。美国的机场经常用人名命名，到纽约您进入的是肯尼迪国际机场，路过华盛顿走的是里根国际机场，到橙子县（Orange County）您降落的是约翰.韦恩国际机场。所以我们不妨也搞一点带有中国特色的机场。 -----------------

这次回国是为了解决就业的问题。与那些沾沾自喜地谈论着“天上掉下了的馅饼”的同学不同，我是自己一步步从种麦子开始联系的。回国之前先套了半天的瓷儿，到了北京又先后在几所大学进行学术报告，还抽空到厦门大学转了一圈儿。总体上的感觉是累，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儿还不错，可以找过来用用。开始觉得回去也就是探探路子，但是人家就给offer 了，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所以还是接了。感觉上是高兴当中有带着一点不爽，基本上用国内的流行语来讲就是“炒房子炒成了房奴，泡妞儿泡成了老公”。忽然一下子自己的未来好像变成了现实，砸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凭良心说，联系的学校不错，那里的老师们我认识也有7、8年了，熟门熟路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难为的事。在一个我梦想了十几年的大学里教书，就要成为老朱和无数我崇拜的老师们的同事，真是梦想成真。但是有隐隐觉得有点难过，好像自己没有能力实现所谓的“美国梦”，只能回国插队落户了。国内教师的待遇仍然很低，真不知道到时候的工资够不够活的。 --------------

回来以前和王老师聊了一个下午，她恳切地谈了自己几年来的心路历程，提醒我在中国大学环境里存活的若干要领。对于她，觉得有点对不起，因为最后还是没去教育财政研究所。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王老师不无惋惜的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要有点儿闯劲儿，才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我似乎选了好逸恶劳的道路，选了一个稳当的职业。但是我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的一点就是，即使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也要努力成为一个能够给组织带来资源的人，而不是简单地分享资源的人。因为前者才能不依赖于环境，成为领袖。 ----------------------

回不回国在几个月之前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问题，现在一下变成了我现实的一部分，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每个留学生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理论上我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似乎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现在已经不是张溪若和萧公权回国的时代了，成吨的海归变成了海待，自己究竟有什么信心能够比别人干得更好，这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

退一步想，这中间其实涉及了两个身份转换的问题。第一是从学生到工作的转换，第二是从美国到中国的转换。上大学以来已经12年了，现在变得不太适应大学以外的社会了。到大学里去工作，毕竟不再是学生了，产生一些恐惧也是在所难免的吧。至于离开美国，原来我觉得很容易。但是现在一点点发现，在美国呆的几年人都变傻了，只知道遵循原则，把人际关系的部分淡忘了。后者似乎是在中国生存的关键。To be or not to be, is always a question. 既然已经决定了，其实在担心也没有用。该走路的时候走路，该吃饭的时候吃饭，我现在除了完成论文也没有什么其它该考虑的事情了。 ------------------

又退一步思考，其实“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并不是那么极端对立的。离开美国，当然是离开了所谓的学术中心，回到了学术的边缘。但是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也是相对的概念，是流变的概念。如果中国的学人加以努力，不是不可能对于学术的发展做出贡献的。 ---------------------

再退一步思考，突然发现回国的决定使得许多问题都突然变得对我具有意义了。以前在《读书》或者其他地方看到探讨东西方学术借鉴的问题，都觉得与我无关。可是现在它们变成了具体的和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所谓的“体用之争”，甚至对于所学的许多概念和理论的理解，也因了国内/国外的区别而变得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了。这是否能够为所学提供一次重新理解和领悟的机会？这是否能够让我找到自己研究问题的进路？我觉得我的决定打开了可能性的大门，同时也隐含着很多的隐患。我希望这是一次危机（crisis），而不是灭顶之灾（crush）。因为危机预示着新的机会。 ------------------------

两个星期以来最深的感触来自于最近读的一本书，苏力的《法律与文学》。苏力自从93年回国，一直从事法律的教学和法理学的研究工作，并且组织翻译了波斯纳文丛，参与了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几次论战。此前对他的作品有耳闻，但是没有认真地读过。那天去万圣，强迫朋友送我一本书，选了这本《法律与文学》。幸运的是，这真是一本好书。苏力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对于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和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行文的逻辑严谨，分析的鞭辟入里，对于法律和元代戏剧都显示出了深刻的理解，能够用相对简单的语言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他着重分析了law as literature，law in literature, law of literature等概念，剥离了对于元曲和若干传统戏剧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对文本进行了法理学的整理。例如，他以《赵氏孤儿大报仇》（参见司马迁《史记》）为例，对于复仇作为一种制度形态的合法性进行了解释，并且进一步探讨了公共权力作为制度化的复仇工具的合理性。此外，他对于《梁祝》和中国传统婚姻形态的分析，对于《窦娥冤》与司法和行政权分立的分析也十分引人入胜。 ---------------------

抛开内容不提，我觉得这本书和作者写作此书对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发。首先，一个学者无论他身处何处，只要对于学术前沿的领域保持着敏感，并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能够从他自己的学术传统中，挖掘出有意义的题目，进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就苏力而言，我觉得他的翻译和写作是分不开的。他对于法律和文学问题的关注诚然来自他思考发展的逻辑，但是也深深地受到了波斯纳的影响。他对于若干重要问题的阐述，多借重波斯纳的分析框架。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翻译和借鉴的波斯纳的作品，多发表于90年代中后期和2000前后，是美国当下热门的作品，此时苏力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若干年。可见他对于学理的追问从未停止，甚至在不断深化。他不仅仅满足于翻译西方理论前沿富有争议性的作品，而是批判地加以吸收，然后再从自己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在中国文学和法律的语境中对此问题加以分析和评价。这不仅得益于他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功底，更加得益于他从不停滞的思考和工作。也许此书并不是，而且很可能不是他的代表作品，甚至不一定是他重要的作品，但是我从中看到了苏力对于学问的认真，以及文科海归发展的进路。 -----------------------

第二，我觉得苏力的努力显示了海归的优势和困境。海归的优势在于他们在海外所接受的教育，但是作为任何一种教育系统，都具有其固定和潜在的价值观体系。在美国多数院校中，这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每个学科内部，又有许多的不同。许多海归缺乏反省的精神或者能力，沦为西方理论的贩子。我觉得回到国内，并不是选择了一个学术水平低的环境，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加容易反思西方理论的环境。如果只是一味的依赖于自己所受的学术训练，一古脑儿的卖出去，这样的发展是不能持久的。海归中所出现的学术大家，是那些肯动脑筋，回到中国以后也不肯懈怠的人。这些从20、30年代的学者到今天的海归身上，都可以看到。 ----------------------

第三，海归的潜力不仅在于理论，更在于行动，即所谓“行动的美德”。苏力的努力不仅仅限于自己著书立说，他持之以恒的工作就是改变中国的法律本科生教育。从本科生教学内容到授课方法，他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从北大做起，使法律本科生成为具有一定独立学术能力的研究者。就我所认识的北大老师来说，另外两位老师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不论结果如何，他们的努力使我认识到行动的可能性。第一位当然是朱青生老师。朱老师的段子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可是两件他关心学生的事，对我的影响很大。第一次选朱老师的课，是他开设的“文人画研习”。当时为了能够有机会选这门课，每个学生都要到他办公室面谈，题目就是“我的观点与您不同”。我第一次认识到学生有机会去怀疑老师的论点，此外还要有说服他人的能力和方法。这种对于权威的怀疑在中国的教育系统里是从来不提倡，甚至加以限制和惩罚的，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但是朱老师的行动挑战了传统，同时给学生机会来反思自己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另外一件就是朱老师办元培计划的事。虽然明知道是不可为而为之，朱老师至少努力地尝试着改变北大本科生的教育，希望将通识教育和导师制引入北大。对于元培计划我知道得不多，不能随意批评，但是我相信他的努力就是“行动的美德”的说明。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朱老师继承的是来自于胡适、陶行之、晏阳初这一脉海归的传统。第二位就是教育财政研究所的王蓉老师，她回到北大6年就闯出了北大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虽然说是时势造英雄，但是未必人人都有作英雄的勇气，能承担作英雄的风险。同样地，王老师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她对于后辈海归的关怀。她几次和我谈话，中心都是她对教育财政所的设想，尤其是如何扶植青年学者在学术上的成长。别的不说，就是北大这几位老师，就让我觉得回北大做个海归不亏。 ------------

人生的路上到底能有几次选择向左走向右走的机会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能有这样的选择机会既是幸运，也是诅咒。听到录取消息的那一天，正在国家天文台和朋友叙旧，结果叙旧变成了北京生活咨询和指南。这也算是一种预兆吧！最近几天在读科略特的《炼金术士》，是被朋友逼着读起来的，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他先问我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一听说我的无知，立刻跑到隔壁书店买了一本来，签名赠我，题字是“赶快嫁人”。这本书讲的是人的天命，以及人具有完成自己天命的能力。说起来真是有趣，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一直在探讨悲剧的问题，所谓希腊意义上的悲剧就是人的努力无法改变命运。而科略特借老圣王之口，开张名义地宣称，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寻宝的经历，实际上和卡尔维诺的《隐形的城市》一样，是一本探讨哲学和人生意义的书。与纯粹的理论著作相反，它不依赖于论证和说理，而是用故事的方式，让人们从自身的体验当中去领略人生的真谛。书中的男孩子一开始曾经犹豫要不要放弃安逸的生活和可预见的未来而去寻宝；在寻宝的路上他曾经三次失去自己的财富，但是他最终选择听从自己的心灵去完成自己的天命，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近了宇宙的灵魂。我对于宇宙灵魂并不关心，但是如何选择自己的命运是我当下最关心的命题。所谓的天命并不是个新鲜的概念，记得在看“The Holy Girl”的时候就曾经为vocation 这个词所困惑，阿米说那是天主教中人的天命。我现在的选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我的天命？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它至少是我完成自己天命旅途中的一站。-----------------

纽约比死亡更冷酷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9摄氏度。昨天在回美国的飞机上，还向往着暖和的天气，一下飞机就吃了一个下马威，冻得哆嗦。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等着似乎永远也不会来的super-shuttle，心里面发出了寒号鸟的哀号，我tmd也要一个有车的男朋友！ --------------------- 在北京，有车的问题不是那么突出。在北京的这两个多星期，我每天平均乘坐公共汽车2小时（车票刚刚降到了$0.05 per ride），步行2站地。我经常在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之间串场，晚上还要赶到万圣和小资的朋友们聊天，所以对于北京的“三九、四九”的寒冷有了切身的体会。如果实在冷得不行了，我还打得起出租汽车。（在纽约，打死我也不会打车从机场回家）。不过说句良心话，纽约冷归冷，空气湿润而且干净，响晴白日的大冷天，明晃晃的蓝天晃得我睁不开眼。北京的天色总是那么的暧昧，灰蒙蒙的，即使出太阳，阳光也显得那么地老，仿佛一出生就有了2000岁的年纪。那个城市总是充满了灰尘，在空中发亮但是没有热力的太阳让人觉得好像是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平静。但是那个城，那些人，总是让我觉得亲切。每次冻得不行了，我就揣个烤红薯下肚，那个热乎劲儿就让我再世为人了。作为北京人，我感恩，我知足，我大口的呼吸着肮脏的空气，但是我不会随地吐痰。这是我对于北京唯一的贡献了，我不做践它。 -------------------------- 朋友说喜欢看醉琴的博客，我也巴巴地凑了个热闹，早起读了几篇。发现她基本上在用自己的政治学常识在写随笔，从写作上说是一条很好的进路。相比之下，我的视野就太狭隘了，只关心自己的不值一提的生活细节，从来没有就大的问题进行过思考或者写作。虽说醉琴的观点不一定而且也不非得政治上正确，但是在文化如此贫瘠的北美大陆，这样的写作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 尤其有趣的是她自己的写作对象是国内的读者，具体地说是《南方周末》和其他平面媒体的读者。这里面就产生了两个有意思的话题。第一是所谓的话语霸权。由于她的地位和身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哈佛的博士后，剑桥的准教授，mit bbs 的著名写手），使得她的话语有了所谓的影响力。中国人自古的都认为“墙里开花墙外香”，如果她今天只是一个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女博士，试问她写的政论性随笔是否有今日这么洛阳纸贵？ -------------------- 第二点，也是更为深刻的一点，是她不自觉地在所谓的“私人写作”和“公共写作”之间的游弋。她为《南方周末》写的专栏是对于世界政治形势的分析，用的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学界的主流话语（在这里是新自由主义），分析的是男性所关注的世界性话题，此外再加上一些政治学界的流言蜚语，煞是好看！在这里，她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国内流行的说法叫做“知道分子”），在公共领域对于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是我所称的公共写作。用醉琴自己所喜爱的“带数字”的表达方式，她在牛博网所发表的114篇作品中，有37篇归为此类文章（讲道理13篇，民主的细节14篇，讲文化10篇）。可见扬名立腕儿的根本是在主流话语的圈子里取得说话的权力。毋庸置疑的，醉琴也在为女性而写作，是小女人写作中的高手。她有24篇文章在“讲情绪”，9篇在“讲恋爱”。这也是她赢得广大北美F1, F2女生爱戴的根本。她讲的故事稀松平常，结构和文字也称不上天赋异禀（见我之前的评论《伤城》），但是她敢说，而且她会说。女人在男女问题上发言，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不就是颠覆传统女性角色，用男人的方式来说话，比如洪晃，张口就是谈论“男色”的问题。另一个极端就是网上无数的小女人写作，（这与文学和史学中所谈论的“女性文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仅仅是女人们的窃窃私语，而不是对于性别和身份问题的深入阐述）。比如网上红人“小精子”，她的东西真可以称得上是可读性极强，但是言之无物。醉琴剑走偏锋，利用她在华语文化圈但是不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地位，将她的文字直指所谓的留学生女性群体，因此开辟出一片新的写作空间和创作范式。她常常语出惊人，有的时候甚至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她在《爱情饥渴症》总写道“一般来说，一个人要饿到老眼昏花的程度，总得饿了一阵。所以多年没有正儿八经谈恋爱的大龄男女青年，是爱情饥渴症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大龄女青年，因为对爱情的胃口特别好，因为眼看着兜里的粮票就要过期，所以看见一个吃的在眼前，哪怕是发了霉的包子，哪怕是烂了心的苹果，都要一个箭步冲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地往肚子里吞。” 这个道理张爱玲、甚至钱钟书早八百年就说过了，但是从来没有说得这么直白，直白到有点没劲儿的地步。但是不管怎么说，她的文字把这个群体的委屈、无奈和没劲都赤裸裸的表现了出来（参见醉琴的小说《那么，爱呢？》），因此她文字的流行就可想而知了。她进行的是私人的写作，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公共写作的性质。 -------------------- 但是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她对于女人的评价根本上还是传统的和男性的，她所用的参照系还是所谓的主流意义上的成功，即治国、齐家、平天下。例如在《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她谈到“对我自己来说，女性这个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负担，就是因为女性都太沉溺于爱情这档子事了。得不到爱情时就天天叹息，失去了更要叹息，就是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总不是她想得到的那个。所以我认识的女孩女人，从十几岁的到几十岁的，个个都像是职业恋爱家，每天翻来覆去地分析她那点破事，她说不厌，她的闺蜜也听不厌……这事我觉得上帝干得很不地道。他怎么就把女人给设计成这样了呢？居心多么险恶。如果这些女孩把她们得不到的痛苦、失去的痛苦、不得其所的痛苦统统给转化为创造性活动中的生产力，这该是生产力多么大的一次解放啊，这个世界又会冒出来多少女爱因斯坦、女托尔斯泰、女贝多芬、女比尔盖茨啊”。对于爱情我太不内行，所以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以男性和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依赖程度来隐喻性别的差异和优劣似乎还有可以商榷之处。 ------------------- 家家马上要过30岁生日，这里遥祝她学业有成，早生贵子！以上文字，纯属感激她中午赐饭之恩，感谢她带着我勇闯酒池肉林。再次重申我对于她的评价，“相看两不厌，唯有王美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