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动物问“问什么”？

股市是不是这么上去下来的？

股民是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BBC 2月28日采访的中国老太是不是上海股市的幕后黑手？

空中客车裁员5000人是不是因为中国经济放慢？

我的论文写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写博客？

“二二八事件”是不是蒋介石的责任？

国内的文人博客们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当中，连“不许联想”更新的速度都慢了许多。对财经市场的动荡，中国知道分子们的兴趣似乎不大。除了主流媒体的报道，似乎也没什么人关注“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前天和秦尼谈起这个话题，她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不大。虽然是本省人的后裔，她没有什么“独立情结”。她说其实追求“台湾独立”和为独立而奋斗是80年代台湾留学生的理想。她爸爸80年代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生物统计学位，已经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后来因为经常到华盛顿和美国各地参与支持台湾独立的运动，决定放弃学位，回到台湾参与政治改革。为此，秦尼的爷爷大怒，十几年不和她爸爸说话。对那一代本省籍的台湾留学生来说，他们的政治诉求比个人的成功还要重要。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秦尼的爸爸已经远远不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回到台湾以后发现，海外的独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政府支持和操纵的，他们这些留学生不过是充当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而台湾也不过是美国政府在冷战中对抗中国的工具。

随着台湾政治多元化的进程，新一代的台湾留学生对政治问题的敏感也下降了。虽然还有人在选举期间飞回台湾支持阿扁，或者从哥大毕业到马英九身边出任英文秘书，总体上，去政治化的倾向已经成为了台湾学生的主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即使台湾留学生要组织到华府的游行和独立示威活动，大概也不会获得美国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了。

对“二二八事件”的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书写和重构的问题。我们中学教科书上的说法和台湾年轻人接触的教育肯定不一样。我觉得与其各自秉持意识形态的立场而强调彼此的差异；还不如坐下来，认识几个台湾的朋友，开诚布公地谈谈各自的想法，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形成这些观点的原因。如果没有看过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我对“二二八事件”的理解恐怕和教科书的观点没什么不同。那部电影将我带到台湾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中，让我从当时台湾人的角度来理解多元的政治冲突，理解他们选择独立的理由。这种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才是达到新共识的途径。

六十年过去了，我们纪念“二二八事件”不应该强调历史上的政治分歧，而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契机，从多个角度反思历史事件出现的成因，探讨它对当今政治情势的影响，避免意识形态化的处理。这样，历史才会对我们当下的存在产生意义和影响。